薄情的、荒诞的、家长里短的，李文荣一边卖馒头，一边写故事

60多岁学会用电脑写诗，成为一名诗人；70多岁学会用二维码卖馒头，成为一名“码商”。这是李文荣奶奶最得意的一件事儿。

文 | 张瑞

采访 | 张瑞 吴梦琦 赵爽

编辑 | 张薇 冯翔

图 | 赵爽

“碱蒸的馒头，神奇的香。”

李文荣在两块儿小黑板上都写了这句话，一块儿出门卖馒头的时候，横在三轮车上，还有一块儿挂在她家窗户的防盗网上——她家住单元楼的一楼，街坊邻居们没赶上她出摊，就会探个头来问，馒头呢，还有吗？

李文荣说自己的广告词实打实，“就是好吃啊，只要吃了一次，必定是回头客。”每天，她要卖出去600个馒头，这是信誉的证明。她的馒头不是自己做的，是从馒头店进货，卖一个，馒头店的老板给她一毛钱。但你不会就此怀疑她是为了卖钱胡吹，她的语气坚定，眼睛质朴得像一双磨砂小灯泡，让你愿意相信她。

早上7点，老伴儿孙福达送孙子去上学，李文荣就该出门了，吞下阿司匹林、降压片、银杏片、钙片、维生素C，她蹬着三轮车去出摊。李文荣今年七十二，她是老北京，一辈子没离开过北四环外的望京。蹬着车出了门，沿着湖光中街，拐进南湖南路，一路高楼大厦，十来分钟，就到了花家地，这是上午卖馒头的地方，也是她的娘家，她从小生活的地方。

有一次，她和小学同学兼现在的邻居麻秀珍路过这里，麻秀珍感叹，我们一辈子就搬出去四里地。李文荣说，哪里是四里地，我们搬出去四万年呢——永远也找不回来原来的模样，原来的感觉啦。

她小时候，这里是花家地村，李文荣家住在村的最南边，东面是一条河，她家有一个碾子，李文荣从7岁开始就推这个碾子，一直推到出阁。现在呢，花家地周围是叫某某国际、大西洋城的高楼林立的小区，密密麻麻的汽车，河没啦，碾子也无影无踪。23岁她出嫁，嫁去4里地外的南湖大队，现在叫南湖中园小区，他们种小麦、玉米、青菜，队里的电磨棚就是现在的京客隆超市——那是下午卖馒头的地方。那时候，南湖大队只有3000人，现在有多少人，翻了多少倍？李文荣闹不清，倒是望京，有了全北京韩国人最扎堆的名头。

停下三轮车，不用吆喝，买馒头的顾客就会找上来，都是熟客。李文荣讲究，她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像极了一位卖馒头的“医生”——这是她的工作服。没有顾客的时候，她把三轮车上的木板横下来，坐在小马扎上，搬出一台1100块的二手电脑，开始写散文或者诗。

有一天，李文荣告诉老伴儿孙福达，我想当作家和诗人。孙福达说，是啊，你这不是天天在家坐着吗，而且坐哪哪湿吗？

李文荣不生气，把这些对话写下来，“我总爱写一些身边发生的事。”

“秋分过后秋风刮，游商面颊迎沙打。”这是浪漫主义。“联合执法行为粗，果商妇人滚地哭。”这是写实主义。

同龄的老年人喜欢来找她聊天，也分不清是买馒头顺带着聊聊，还是聊天顺带着买馒头。大概是老来皆寂寞，李文荣是一个很好的倾听对象。她也把这些听到的故事写下来，有的是家长里短：老太太要卖房养老，儿子说房子是他的，不准；有的是荒诞薄情：老太太向她诉苦，老头子当了一辈子官，80岁了每天还要给她摆官架子——“你甭想在我这里得宠”；有的是骨肉相争：因为征地补偿撕了面子，两兄弟不相往来，一个将父亲葬在东边，一个将母亲葬在西边，连累父母不能合葬；有的是旧恨烟云：“文革”时候，儿子想娶成分不好的女人为妻，当大队长的父亲不准，儿子终身不娶，发誓要让父亲绝后——父亲73岁离开人世，儿子50多岁病倒，妹妹给他送终，一生就平平淡淡结束。

李文荣也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升了高位的发小看到卖馒头的她，装作不认识走开了；另一位有钱的发小每次来买馒头还要去超市买肉，因为要给家里的狗做肉丁炒馒头。“卖菜的吃菜叶，卖盐的喝淡汤，卖炕席的睡土炕，卖扇子的手冰凉。”她是卖馒头的，卖不完时，就和老伴炸馒头片吃。

但没什么可抱怨的，无论卖馒头还是写作，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慢慢的也写了10多万字，打印出来就是厚厚一本，封面上写着《人间的千姿百态——李文荣散文集》。卖馒头时候放在一边，谁有兴趣就翻来看看。一个大学教授也翻了看，夸她写得好，就是有错别字。

60多岁的时候，她找大女儿学拼音，找二女儿学五笔，儿女们都成家啦，孙辈们也大了，她终于有时间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她不缺钱，农转工后，她每个月有2000多的退休金，老伴每个月有5000多。她就是闲不住、乐意。况且，她喜欢一边卖馒头一边写东西，她可以以一种更从容的态度面对她写下的故事，还有其中的苦痛，对于一个72岁的老人，已经不惮于承认自己曾尝遍平凡生活中的苦与乐。

她很努力地想要跟上这个时代。她下载了支付宝App，还申请了收钱码，大大的贴在了卖馒头的三轮车上。不愿意拿一大把零钱的人们更愿意用支付宝去付款，她自己也省了很多心。跟中国成千上万用二维码武装自己的小商小贩一样，她成了一个“码商”。

不用再去费劲找钱，这是她特别得意的一件事，她甚至觉得这是自己这两年最大的进步。

从个体户成为码商的这两年，李文荣卖的东西除了馒头，还加上了窝头、玉米面、辣椒酱。她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充实，还能给下一代创造点价值。最近，她还想去参加央视的节目《黄金100秒》。“你有他们节目组联系方式吗？我想报名。”

李文荣说自己和孙福达的婚姻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她是牛粪，老伴是鲜花。孙福达身高一米八，研究所工程师，宽肩细腰英俊潇洒，李文荣身高一米五，小学毕业，年轻时绰号“小佛爷”，她这么形容自己的长相：鼻梁还算高，嘴不小。眉毛还算重，眼睛不机灵，腰围大于身长。

后来她明白孙福达娶她的原因，1960年代搞三线建设，研究所传说要抽调员工去西部，他和初恋都是研究所的职工，担心结婚了“双职工”都被抽调去，家里父母没人养老，于是选择了身为农民的她——歇完婚假上班后的第一天，孙福达和初恋碰到，两个人都哭了。

40多年后，一边卖馒头，李文荣一边写下往事，“几十年来他的朋友没招待过我，我也从没招待过他的朋友。如今已是老伴相称了，他的朋友们也都白发苍苍了，但这层隔阂始终没有抹。那次在半路碰上了他的同事，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只听他们聊，没引见我，回家来我问老伴怎么不给我引见？‘不够档次。’四个字刺得我背过脸去，他却不知道我在哭。”

现在，一切都和解了，昨天还叫小李，现在叫老伴儿，刚见面时好潇洒，转眼满头是白发。

孙福达也心疼她。几年前，北京一家晚报采访了她，介绍她一边卖馒头一边写诗，街坊邻里的，李文荣也成了“名人”。她的馒头销量见涨，馒头店的老板可开心了，决定给馒头涨价一毛钱，跟着把李文荣的成本价也涨了——销量上扬，她也是瞎忙。李文荣认了，没想到却是老好人孙福达发了火，打了电话去告诉老板，“我们不干了。”把老板娘气哭了。

下午出摊的地方，是京客隆超市对面的树荫下。李文荣把位置占好，旁边是卖鸭蛋的、卖光碟的，还有卖水果的。他们也算共经过患难，卖光碟的被城管抄了，人也被拘了，放出来后就请他们这些摆摊的上饭店庆祝。卖鸭蛋的收摊了，也留20袋鸭蛋给李文荣卖，可以赚40块。

小贩的天敌——城管，李文荣也没少碰到。卖青菜时被抄过青菜，卖馒头时被抄过馒头，还被罚了500块。但有时候她还忍不住要操“闲心”，城管队长和配钥匙的打起来了，打折了对方的鼻子，事情闹大了，她却开始担心队长是不是要丢工作——“都拉家带口过日子，都不容易”。队长请她去打听打听，私了要赔多少，她还真去了。过了一年多，队长带着一帮人来抄她的摊，事后，她写下了当时发生的故事，“我害怕一声令下，刽子手就要下手了可就没救了，我大声说，我写保证书，我不干了，我死死地盯着他。他说写，我用非常快的笔锋写给了他。其他副队长还说，你写了多少回保证书啦，我没理他，正队长一声说，走，这一帮全走了，他明白，我明白，你明白吗？”后来，当然是接着卖她的馒头。

李文荣不想承认自己老了，她觉得自己还年轻，怎么就一下子七十几了呢。孙福达说，咱们是穷底穷根穷苗刚要发芽又老了。36岁的时候，有人叫李文荣老太太，她不反驳，但现在，叫她老太太，她却心态上不愿意。她的QQ名是童心永驻。她葆有好奇，做着想做的事，过着想过的生活，她想，她还没有老去。

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转眼间阴云密布，李文荣决定提前收摊。乌云从西北来了，李文荣想起了小时候的作文，里面说“西北的天空像抬来海一样的墨黑”，今天她觉得就是这样。她蹬着三轮车，决心跑过乌云，她踩呀踩，哎呀，乌云超过我的头顶了，她给自己喊着口号，加油加油，掉点儿啦，还容功夫，再快一点！

后来，大雨来之前她到家了，她跑赢了，她是冠军，乌云是亚军。

李文荣奶奶这样的个体户，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科技和互联网飞速进步的时代，他（她）们用互联网科技提升运营效率，为自己也为他人提高着生活质量。移动支付工具的普及，许多当年的“个体户”，已经转型成为“小微商家”。原来的“个体户”，也开始自称自己为“码商”。顾名思义，“码商”里的“码”，说的是二维码。

这个摆放在中国数百个城市的小商小贩们的柜台上的二维码，它连接的，不仅是商家和消费者，还是现实世界和线上世界。所通往的，既是“码商”们拥抱互联网科技提升运营效率，以更低成本提供公平服务的决心，也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在消费升级和供给侧改革。

从“个体户光荣”到“天下皆码商”，这又是一个春天的故事。无论年纪大小，无论学历高低，无论经历多少，“码商”都在竭力去跟上这个时代。他们，在“码”上，创造着自己的人生精彩。

如果回到李文荣奶奶刚退休的年代，你会成为一名什么样的“码商”，是崩爆米花还是开民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