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不齿的婚外包养：他们出轨不是为了性（组图）

根据2010年，学者潘绥铭的抽样调查，

在中国现存婚姻中，有1/5受到婚外性的威胁。

其中，婚外包养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婚外性关系，

不仅牵扯到情感出轨，还包含大量金钱关系，

这样的“钱色交易”，尤其为人不齿。

社会学博士肖索未2005年开始研究包养现象，

打破了对“二奶”及其男伴们的传统解读，

2018年，她出版了《欲望与尊严》一书，

向我们讲述了当事人的故事，

原来，情况没那么简单。

（图片来源网络）

 “我需要有人照顾我” 

Lucy，26岁，广州人

Lucy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家里人并不知道她跟着一个已婚的男人，以为她眼界高，挑三拣四，迟迟定不下来，一直在催她带男朋友回来。

Lucy是个漂亮女生，在18岁时交了第一个男朋友。男友大她2岁，自己做生意。两人感情顺利，也有结婚的打算，很快她就不再工作了。没想到，5年后，男友生意失败，怕被拖累，甩了Lucy，但那个时候，她已经很难找到一份够自己开销的工作。Lucy抱怨说：“这都要怪他（前男友），他不在乎我工不工作，人都是有惰性的。”

分手后的Lucy开了一家饰品店，但生意不好，无法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平。期间也遇到过适合结婚的人，本地人有田有钱，但是当时她看不上他。“我现在后悔得要死。他现在的女朋友很不漂亮，我就心里很不服气。命不好，这么好的男人让她得到了，本来是我的。”

Lucy现在的男友，是一个香港已婚的建筑师，“我不喜欢他，但我需要有人照顾我。”

在他的帮助下，Lucy的生活很惬意，在市中心租住了一套一居室，出门就打车；用雅诗兰黛和迪奥化妆品，背LV包包；每日与朋友出入咖啡厅和酒吧，定期去香港购物，到各地旅游；每年换3次发型，花了1万块隆鼻，并考虑要去做抽脂手术……但这一切都需要她和男友斗智斗勇。

每个月，Lucy拿到的钱都不固定。有时候需要她使一些小手段来让男友给更多的钱，比如她会编故事，骗他说有亲戚过生日，或者电器坏了。有时也会搬出朋友的老公：“人家买了一辆雷克萨斯做礼物，你给我买个浪琴手表好不好？”

从男友那里拿到的钱，Lucy觉得是应得的。她付出了青春、时间，而且还要忍受他的各种脾气。“我忍了他那么久了，我要是碰到可以嫁的人，我早就跟他分手了。他很烦的，经常打电话跟我说很无聊的东西。而且，他给我买的东西我都不喜欢，他都是照着自己喜欢的给我买，而不是我喜欢的。”

Lucy的脾气和她手上有多少钱有关。不缺钱时，男友发脾气，她也敢回嘴。如果真没钱了，只能对男友百依百顺。“我以前脾气还可以的，现在很容易着急，生气，都是被他害的。我有时候真的很气，胸口很难受，闷得厉害，还要忍他。”

我和她见面的那段时间，她正在频繁考虑要“找到一个可以结婚的人”，她瞒着男友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在网上发征婚帖。我问：“上次见到的那个是什么背景？”她说是公司职员，一个月几千的那种。她说不是很喜欢的，但是试着交往一下，看看能不能结婚。

Lucy陷入了一个僵局。对一些认真的追求者，她看不上他们的经济实力。但对有钱人呢，她又很不信任：“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怎么还单身呢？他肯定和我男朋友一样就是玩玩的。”

（图片来源网络）

 “我现在从不在男人面前低三下四” 

阿英，33岁，西北农村

沈家村是广州北部一个典型的城中村。33岁的阿英是这个村里有名的厉害女人。她在1997年，花7万元买了一套两室一厅，1999年又花了17万买了档口和三个单间。这些钱里，有打工攒下来的，有问朋友借的，但绝大部分是被“老头”包养的一年里攒下来的。

在遇到“老头”前，阿英颠沛流离。17岁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偷跑出来打工。先后去了新疆、甘肃和河南，吃够了“没钱的苦”，一天就吃5个馒头，睡在楼道里。

在河南做服务员的时候，阿英和小食店的老板好上了，为他打过三次胎，才知道他是有老婆的。又被人骗去深圳做“小姐”。最后辗转来到广州做卡拉OK服务员的时候，遇上了香港珠宝商人“老头”。老头每周都会来找她，给她送大大小小的礼物，也打点好她周围的女朋友们。

“他说他只有四五十岁，但是人家都讲他有60岁，比我爸还老。我都不太愿意跟他一起走，他还跟我生气。不过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体贴过，而且舍得花钱，也没有一定要求我跟他上床，他没有提这种要求，后来是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也是一半被他的钱感动了，一半被他的人感动了。”

碍于“已经花了他那么钱”，阿英和老头在一起了，但她一直很矛盾：“那个晚上我也没睡着，好像他身上有一股味，很难闻，又很肥，我感觉很恶心，很后悔。那些女孩子说：‘你早晚要嫁人的，做一次跟做十次的感觉是一样的。’拿了钱，以后回去找个年轻的、漂亮的。”

但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厉害，老头开始查岗，阿英也担心邻居的闲言碎语。一次剧烈的争吵后，阿英忍不住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自此两人就不再有联系了。

离开老头后，阿英置办了房产，开了发廊，主要靠房租生活。阿英开始有资格“挑男人”，而不是等着被男人挑。

经过几段不如意的感情后，阿英遇上了比她小6岁的小杨，她“最后的爱”。但村子里的人闲言碎语，“有人说他是小白脸，说他运气好，他就心里不舒服了。”

同居3个月后，阿英怀孕了，她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但是她对未来充满了担忧：“我没有信心守他一辈子，我对他不放心，自己也没有安全感。生了孩子，哪还有精力去照顾他，他各方面都很旺盛的，我对前途一点信心都没有。但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我们也没有正面提过。”

变化来得比预期更快。在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小杨离开了，杳无音讯。阿英成了没有男人的单身母亲。邻居时常当面调侃，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但阿英强悍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我现在从来不在男人面前低三下四的，用自己的钱花得舒服、自在。”她也承认，是那段包养的经历改变了她的性格。她对过去是痛恨的，但也深知没有当时，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今天不知明天事” 

阿芳，26岁，贵州人

阿芳家里是贵州农村的，19岁来广州打工，每月能赚400~800元。在被包养之前，她有过一个男朋友阿强，已经开始存钱准备结婚了。没想到男友背着阿芳加入了盗窃团伙，被判了7年。

等了阿强两年后，阿芳选择了放弃。一次出去吃宵夜，认识了潮州人阿建。他是一个很小的商人，钱也不多，每个月给阿芳几百块的家用，一起过日子，阿芳也攒不下什么钱。我跟阿芳聊的时候，她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干嘛要跟这个人，我没钱没份的，我就是傻。”

和阿建同居以后，阿芳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大部分时间就在家做家务，或看电视。几乎没有朋友，也不和邻居多说几句话。“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有时候很怕被别人说……管他说不说，做人不可能十全十美的，生活只要自己过得好，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阿芳不在场的时候，我曾在档口听到邻居们议论：“她肯定是被包的，每天都在家，又不上班”，“她那个男人是潮州人，潮州人不会娶外地人的”。

阿建很明确地跟她说过，不会离婚。他老婆朴实勤劳，照顾孩子、侍奉公婆、还打零工贴补家用。“他看上我是因为我和他老婆长得有点像。”

阿芳也想不出，如果离开阿建，自己能干什么，“今日不知明日事”。26岁，她不想回工厂，那里没有盼头，也拼不过小姑娘；想去办公室工作，但没有学历；也不想回老家随便找个人结婚，在老家，“很多男的没钱，又打老婆，又没事做，成天喝酒，喝了酒就又吵又打，这样过得很没意思。”

“我们那里有很多人贩子，卖女的到江苏山东去，”阿芳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竟然有点希望：“有时候有一种傻想，让人家把我卖到那些地方去。到了那里，我对他好，他也对我好。”

我后来回去找过阿芳，她已经不在了，据说是回老家嫁人了。

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2009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性别研究、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人口流动

“婚外包养”是我念博士时的研究课题。当时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社会学博士。

从2005年到2007年，我一共调查了19个二奶案例。她们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38岁，没有人上过大学。

“二奶”这个词的兴起是在90年代后半段。最开始是在广东一带流行，那个时候很多香港人、台湾人到大陆来做生意，妻子孩子留守港台。他们就和当地的女孩子在一起，算是在大陆的另外一个家。

根据人类学家谭少薇的估算，到1990年末，每6个在大陆工作的香港男人中，就有一个在大陆有二奶。这对港台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成为媒体热点。后来，大陆男人“包养二奶”也为人们关注。

我的博士论文在2009年成稿，当时研究婚外包养的人非常少。现在，“二奶”的说法没那么流行了，但并不意味着包养情况的减少，而更多是因为人们“脱敏”、习以为常了 。

现在更流行的说法叫“小三”，这是一种流行词汇的更替，背后也意味着婚外情形式的多元化。“小三”是中性的，男女都行。且不一定是“包养”的形式，一部分“小三”具备独立的经济，另外一部分类似之前说的“二奶”。

学生模样的肖索未 

打入二奶圈 

打入二奶的圈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4年，我先找到了一个二奶现象比较严重的城中村——深圳皇岗口岸附近的城中村。我在那儿转悠了一周，很快就陷入了绝望，我发现自己太天真了。我社会经验不足，根本没可能找到陌生人跟我来聊“被包养”的事情。

我只能改变策略，请亲朋好友帮我牵线搭桥。一个表妹挺身而出，说可以带我去广州。2005年8月，我们来到广州。

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会有很多的夜生活。要去夜场里掷骰子喝芝华士蹦迪调情，和小姐妹聚会聊LV、雅诗兰黛和男人，还要参加大量饭局。

我之前一直在学校，参加这样的饭局对我来说是难题。饭局上是有等级的，大家要察言观色，女孩儿要承担关系维护的功能。我有点不知所措，很担心自己出现会破坏现场的气氛，影响带我出来的女孩子们。大家看在表妹的面子上，对我很客气，也帮我介绍研究对象。

在她们眼里，我是一个土气的博士，很学生气，又不会打扮。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奇怪”，我去做了一点小改变，烫了个头发，跟她们请教穿衣打扮，但不至于改头换面，不然我自己都很不自在。

我原计划主要做访谈，认识了人想单独约，后来发现不行，我得先跟她们混熟，她们才会跟我聊，我也才能问到点子上。

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跟她们混在一起：一起去做头发、美容、逛街、喝茶、打麻将、泡吧、唱卡拉OK、做手工活儿、闲聊八卦；去她们家里做客，甚至和她们一起外出旅游。

混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开始了解她们的世界。我开始意识到“二奶”这个身份可能不那么关键。二奶之间的差别很大，有的住城中村，一个月拿几百块，给男人洗衣长冻疮，也有住市中心，时不时去香港购物的；反而是，二奶跟她圈子里的其他人的生活相似，而这些人并不是二奶。

（图片来源网络）

多有钱才能包养？

包养二奶的男性并不都是大老板，也有那些一个月收入才几千块钱的“工薪族”。但，钱的多少是相对的，他们包养的大多是从农村、乡镇来的打工妹。不漂亮，甚至不年轻。

比如，在出租车司机老王的眼里，妻子嫌弃他，而二奶给了他“好男人的感觉”：

“在家里一点意思都没有，觉得很压抑。她（妻子）一天到晚把我跟她姐夫比，说人家开公司，赚钞票，我一点不努力，就知道打麻将。

我和小梅很谈得来。给我做饭，陪我聊天，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她觉得我是很好的男人，我跟她说过我不可能跟我老婆离婚的，但是她也没说什么，照样对我很好。说实话，我蛮感动的。”

随着贫富差距在增大，挣钱能力往往跟男人的能力和责任心挂钩起来，工薪阶层男性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尊严危机”，而婚外关系给了他某种尊严补偿。

老王的妻子是本地人，比老王小两岁，做会计，有了孩子后精力主要放在家里，希望老王能“主外”，改善家庭经济条件，追赶姐妹们富裕的脚步；而小梅则小老王20岁，是外地打工妹，第一次婚姻失败，丈夫游手好闲又拳脚相向，老王对她来说确实是“很好的男人”。

婚内出轨，并不仅仅和性有关 

我在调查中发现，“性”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一些男性和他们的二奶没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在个别案例中，双方完全没有性交行为。这让我很意外。

对一些商人来说，二奶的公共展示——让别人看到，反而更为重要。因为漂亮女人象征着男人的实力和魅力，而二奶又与小姐不同，不是直接交易性的，她是某个男人独有的，带着情感色彩，更能展现出男人味儿。

因此，很多二奶会被要求频繁参加应酬活动，在饭局夜场给男友“挣面子”。这些场所被视为声色场所，是欲望流动的地方；妻子不能出现在这些声色场合，妻子的身份与家庭相关，意味着道德和责任。

（图片来源网络）

二奶的代价 

最近的热点事件告诉我们，当二奶的代价很高，甚至可能身陷囹圄。而对普通二奶来说，最大的恐怕是“情感代价”。

一个男性受访者告诉我：“当别人二奶不是说年轻漂亮就行的，关键就是要性格好，不要烦，不要罗嗦。” 二奶要让男人觉得舒服，那就意味着她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压抑自己的不满、失望、愤怒，甚至忍受情绪暴力。

一些二奶反馈，在关系稳定后，男友会肆意地冲她们发脾气，“找茬”乃至“大发雷霆”，但多数情况下她们会选择忍耐，因为“顶是长久不了的”。婚外包养关系对男性的行为几乎没有社会约束。

也有一些女性会觉得自己的关系“不光彩”，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们会断掉跟熟人、工友、老乡的联系。但这样反而让她们丧失社会资源，更难掌握自主权，越来越脆弱。

另外，二奶的经历会让一些女性对人，尤其是男人的信任度很低。这对她们之后择偶和婚姻都会有影响，面对一些追求者，她们很容易怀疑“是不是也是玩玩的”。

Q：博士论文在2009年便已成稿，时隔10年《欲望与尊严》才出版，这本书相比当时的论文，有什么最新的调整吗？

A：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是在美国，更多是从西方的经济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

回国以后，对国内的婚姻现状有了更加切近的观察。更加侧重于，从婚外包养关系去透视目前中国婚姻家庭中的问题，比如个体情感的兴起与婚姻的工具性强化之间的巨大张力。并且更系统地探讨亲密关系与大的社会变革，比如阶层变迁、乡城流动、消费主义兴起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尊严”危机之间的关联。和之前的博士论文已经很不一样。

Q：这些女孩子，为什么会去当二奶？

A:我的调查主要是中小商人和工薪阶层的二奶，并没有明星、富豪或者官员的二奶。很多人成为二奶不是计划性的。

那些广州本地的女性，学历都不高，她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或者交了打算以后结婚的男朋友，由老公或男友养着。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关系破裂了，在找不到可以结婚的对象之前，做二奶就是一种“权宜之计”，她们可以维系原来的消费和社交圈——因为消费不起的话就很容易被原来的圈子淘汰，这是她们很在意的。

对于那些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女孩子来说，有些人通过当二奶积累了一批财富，甚至购置了房产，也可以挺直腰板，在生活和感情上有更多选择权。

但也有一批人，我觉得她们是在试图逃开打工妹的宿命或者寻常轨迹，这个轨迹我指的是年轻的时候在工厂辛苦劳作，在城市生活苦闷，年纪大了以后回农村嫁给不爱的男人。这不是她们想要的生活，但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她们不会跟那个男人结婚，也攒不了多少钱，但是这段关系给了她们在城市“玩儿一会儿”或者“恋爱”的感觉。

Q:在包养关系中的男性，他们是怎么想的？

A: 我会问我的男性受访者怎么看待他们的婚外情，他们大多很坦然地告诉我“这是正常的”。一些跟我抱怨婚姻不幸福，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这些需求又是特别合理正当的，所以要在外面找。另一些则用“男人都这样”、“男人天生花心”的说法，他们认为男人最大的家庭责任是养家，而婚姻忠诚不是。

他们不会主动离婚，离婚有很多的现实后果，包括一些商人的事业是跟妻子一起打拼的。他们也强调自己对孩子和家人的责任，包括道义责任，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道德底线是不能“抛弃”尽心尽职的妻子，而不是不出轨。

我曾以为他们会表示出愧疚，但没有。也许他们心里有愧疚，但要强撑面子，给自己辩解。但我真切地觉得，我们当下的性别文化和婚姻现实给予了他们某种解释的可能，而这些正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

Q:这种解释的可能是指？

A:  一方面，我们越来越强调个人的情感和欲望，另一方面，婚姻的工具性作用也不断强化，二者之间构成了巨大的紧张关系。

具体来说，市场改革以来，我们鼓励个性解放，强调个体感受，期待着在亲密关系里满足个人深层的欲望与情感，对婚姻的情感期待也有提升；与此同时，家庭承担了重要的现实功能，照顾的功能、经济的功能（包括家族企业）等等，几乎不堪重负，而这些功能的行使要求家庭稳定。

因此，当个体的情感需求在婚姻中无法得到满足时，离婚又不可行，婚外寻求情感满足反而成了看似正当的理由了。

Q：现在女性的收入、受教育程度都在增加，这对婚外包养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上越发独立，亲密关系上越发要求平等，可能对一部分女性来说确实如此，但是统计数据并不乐观。

根据全国妇联的妇女地位调查等一系列调查，适龄女性工作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在性别观念上，比如对社会分工和两性关系的认识，则越发传统；比如，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这一说法的认同率从 1990 年的44.2%，上升到 2000 年的47.5% 、2010年的57.8%，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率从2000年的34%上升至2010年的44%。

在当下的婚恋文化里，男人们被期待给女伴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买房、买钻戒、送礼物、发红包乃至养家、养老婆、养娃。他们的经济付出也被赋予了很强的情感意义，被视为爱的表现和责任担当。对女性而言，“被养”没什么问题，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表明有人爱。

Q:有人质疑过您，这是对包养二奶、二奶群体的洗白吗？

A: 这不是洗白。

我觉得谴责个体没有太大意义。婚外恋不是简单的个人困扰，而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社会议题。如果不去探究这背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那么我们都无法真正理解这个现象。

这些社会文化原因包括巨大贫富差距带来的“过得更好”的渴求和不想“被落下”的焦虑、大规模城乡流动带来的社会和情感代价；还有我之前提到过的亲密关系中的性别逻辑、和个体情感提升与家庭工具性强化之间的巨大张力。

Q:在做了这些研究后，对于如何解决婚外恋、二奶问题，你有什么想法？

A: 坦率地讲，我给不出“药方”，在我看来婚外恋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之后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在我看来，如果目前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不改变，强调“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的性别观念不改变，家庭既是个体的首要支持来源、又构成重要的压力来源的情况不改变，我不觉得婚外恋的状况会有什么改变，变化有可能是，很多妻子也有了婚外关系。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现实问题是公平性的问题。与其说去防止男性发生婚外恋，不如事实上保障原配退出婚姻的权利，从法律和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不是妻子选择离婚的话，她整体的生活质量会有严重的下降，甚至还会遭受社会非议。

我们进入了一个个体的情感、诉求、欲望不断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时代，单纯的婚姻道德教化，意义不大。当原配妻子真正有了退出的权利和可能，同样是增加了男性婚外恋的成本，或许会构成事实上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