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变局”挑战 首先在于认识自己（组图）

7月31日，中美第十二轮经贸谈判在上海西郊会议中心举行，图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右)欢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右)和财政部长努钦(左)。（Reuters）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晚清时期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成呼应。当时所谓的变局，首要从深陷多重危机的清王朝自身出发，面临“师夷长技”、内革积弊、外御强敌等诸多重任；而今天的“大变局”则发生于整个世界范围内，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财富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等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范式转变。

谁能对“大变局”先知先觉，或许就能率先掌握开启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大变局”的讨论有逐渐升温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广度与深度难言令人满意，而国际舆论对这一话题的反应要更加滞后。为此，多维新闻专程采访了多国专家学者，就是否存在大变局、大变局如何发生、大变局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与他们展开对话。

记者：中美最新一轮经贸谈判在上海刚结束，特朗普就宣布将对中国3,0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从全球股市的反应来看，似乎对贸易战正在逐渐适应。其实除了中美之争，当今的世界格局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范式转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6月曾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当今的国际形势，中国学术界对此的讨论也正在变得丰富。中国晚清时期的重臣李鸿章也曾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时间对比来看，两个“大变局”的内涵有何不同？除了政治视角下的“大变局”，在你看来，还有哪些方面应该成为其中应有之义？

孙哲：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两个一百年”，习近平在2018年12月底的中外使节会议上提出，中国要在两个一百年分阶段发展。中国在判断国际形势的时候放眼世界，希望能把握住世界变化的脉搏，这也是习近平十分在乎的重大问题，事关中国的前行方向。

结合两个一百年的论述，可以看出与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很大不同。习近平执政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当下的国际地位与李鸿章所处的清末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其实世界局势的变化是常态，但为什么在此番论述中强调一百年未见？回答这个问题因该往前看看。

回顾过去百年，世界格局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自1815年起由拿破仑战争失败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开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苏两极的“雅尔塔格局”大背景下，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使得人类最终埋葬了殖民主义，“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催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分化和大改组。第三次世界格局的变动，使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和平”变更。而在这些变化中，事关中国的份额比较小。

所以，对中国而言，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一百多年前是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以前相比也不一样，我认为习近平这番讲话，不是朝后看总结成就，而是为了向前看实现中国梦，从而激励政党和同仁，激励他们坚定信念、严守纪律、对党忠诚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前瞻性的表述，启迪我们把握时间脉搏。

从这个视角来看，最大的挑战是放眼世界，思考变局到底如何发生。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视角看世界，还要站在美国的立场、欧洲的立场、以及非洲的立场去看，切换视角再看中国崛起乃至亚洲崛起，会有十分不同的感受。

中国对于世界大变局的解读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我觉得中国学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分别梳理美国和中国学者对变局的解释，提炼他们各自关注的重点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很多国家倾向于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做威胁和机遇，而中国则更多地看到美国的和平衰落，看到中国自身发展对世界的贡献。分析问题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

不过也会有共同点，无论哪一方，对科技发展都持肯定态度，认同科技会给未来世界带来巨大改变。哈佛大学今年有一项新发明，号称“长生不老药”，能对抗衰老，延长寿命，未来几年或许就能投入市场。由此可见，科技发展拓宽了人类生命的限度，从而启迪对生命的不同感悟，正如毛泽东曾说，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时空变化一百年，让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索和融入以及对自我生命的认知也产生了变化。

我们对全球多极化的讨论很多都基于政治视角，而忽视了其他一些变化。除了科技带来的冲击，环保问题也是变局中的潜在因素。此外还有边疆问题、太空竞争，极地外交等等都将可能是中国要和世界一同探讨的文明使命，迎接变局的到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在南海相关宣示主权的动作往往引起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忌惮。（微博）

记者：中国崛起打破了原有国际力量平衡，虽然中国反复强调中国崛起不会威胁现有秩序，只会促进人类福祉，但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和误读反而更甚。为什么在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中国的解释往往显得过于无力？

孙哲：毫无疑问，中西方文明的确存在很大差异。在我看来，这种差异是哲学层面的战略思想差异。比如中国提出“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梦”是“世界梦”，但是是“美国梦”和“日本梦”吗？“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应该如何连接才能最终到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口号最终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和战略性挑战。口号是理想，而现实往往复杂得多。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同的，但口号可能不一样，追求这些共同目标所采取的战略手段以及国家力量分配也不尽相同。除了哲学层面的差异，战略指导思想差异也体现在国家行为中。中国一直努力表示崛起而不称霸，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利益获得者和捍卫者。并且中国可以列举大量数据和实例支撑这一观点，例如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行动，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不是为了打破现有体系，而是对现有体系的完善。但这些实例在西方人看来却是中国野心勃勃的表现，他们认为中国在非洲是扩张，中国试图影响美国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而他们将这种潜在影响视作挑战。

中国学者站在中国角度思考中美关系，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台湾等老问题。西方学者则更关注中国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修宪之后的变化，以及新疆和香港的问题，而这些对于中国大陆学者来说都是禁忌话题。首先因为信息不通畅，中国学者对包括新疆问题在内的很多问题无法与美国学者对话，对方掌握的信息甚至比中国学者还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从国家行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对于中国到底是不是和平爱好者的问题，中国学者很难给出现实的回答，无法说服别人。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基本都停留在理想层面，面对西方质疑却提不出能说服对方的具体方案。比如到底中国政府中谁是领导小组？有没有领导小组？在中亚地区投了哪些项目？投放了多少资金？是否有其他国家或联合国等国家和组织介入？还有很多一系列类似的具体问题。去年在《环球时报》（记者注：中国大陆的一家官媒）年会上，美国战略国际中心（CSIS）的研究小组列出的数据都比中国学者所掌握的都要丰富。

所以，学者在谈“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往往理想谈得多，现实问题则鲜少触及，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由于存在以上种种问题，中国在解释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是否会称霸，是否会穷兵黩武时，往往解释力不足。

中共十八大提出“以武止戈”，所以中国的军费不断增加。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强国，按照现有的军费开支防止钓鱼岛危机、台海危机绰绰有余，为什么还要增加这么多军费？这一点他们不理解。所以两种思维方式差异背后是现实差异，中国习惯说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不是威胁，甚至会造福世界，但到底在什么方面造福世界，中国给出的论据还太少。

记者：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温，中美博弈更被看做是全球霸权地位的争夺，认为两国难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帝国”这种形态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本已消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在事实上扮演了“帝国”的角色，而如今正在发生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让帝国彻底走向终结。

孙哲：即便西方认为中国要称霸是错误的观点，中国也应该找出更多例子。这些例子不应该是中国自己评判的，而是非洲人民如何赞美中国、美国人民如何热爱中国、欧洲人民如何喜欢中国的产品等等。

至于这个大变局是否意味着“美国帝国”的终结，我觉得还很难说。当下，如何避免中美贸易战继续升级，避免双方滑入冷战或者热战就已经是十分艰巨的工作。“美国帝国”是否终结与美国自身的发展有关，不是由中国的发展决定，真正能打败美国的，只有美国自身严重的战略性错误。但从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影响力来看，“美国帝国”还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

美国经济这一两年表现十分不错，即使美国在全球的负面影响力增加，国际声誉下降，但都不意味着帝国的终结，而至于美国自身如何发展，中国人研究得还太少。二十年前我曾呼吁，在中国大学筹建一个美国学院，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美国本身已经变成了敏感词，国内反美、亲美的情绪都很浓厚，而我们想做到知美，知道美国怎么发展却很难。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延续了几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其行为在外界看来应该是可以预测和可以理解的，而现实是，中国的话语常常被听者拒绝。在你看来，中国应该如何提升解释力，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

孙哲：关于中国是否会颠覆国际秩序的解释，我认为除了十八大以及历史的声明之外还应该有行动语言。我曾在一个发言场合讲中共十八大理念，结果被人打断，他直接发问，“你如何解释中国军力扩大，在钓鱼岛和台海地区的行为？怎么解释中国在朝鲜背后的支持？”这些问题让我当时很狼狈，很难作出理想的解释。

中国是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个命题现在正接受挑战，而我们百口莫辩。强调了很多遍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但在很多人眼中，中国却在霸凌（bully）其他国家，在他们的语言中，中国是恶霸的形象，这就是巨大的矛盾所在。

对世界变局的把握，最大的反作用力其实是对自己的认识。除了像魏源所说开眼看世界之外，我们对自己国家，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应该也有一种新认识？这是世界变局对我们的冲击，这一点我们总结可能还不够。

记者：变局的发生总与中美两国关系变化的讨论紧密相连，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有一致共识认为中美关系是变局的核心助推力，你怎么看？除此之外，你认为还有哪些变量是中国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时所不能忽视的？

孙哲：中美关系确实是变局的核心动力。我一直将中美比喻为一架飞机的两个机翼，只有一起合作才能飞的更高。不过也有其他重要的大国关系，如中美俄关系、中日韩关系、欧洲和非洲关系，欧洲在非洲有很长的殖民史，中国现在与非洲的合作，欧洲会怎么看？这些领域我们了解还不够。

美国和拉美多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研究也都是可以继续拓展的领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理论界从世界变局的角度继续研究。

在美国流行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的权威治理模式对外突出，以“一带一路”为支点，中国进行新经济扩张，中国在带路沿线国家日益凸显的锐实力则反应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而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官方宣传有很大差异。

所以，如果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不能够对其他国家解释好，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租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实际接手缅甸附带港口经营等等具体问题，或者不考虑美国的态度，中国就将会在国际外交上面临很多问题，也会影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此前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基本忽视了参与的中等国家与大国的利益和感情方面复杂的情感和冲突，比如俄罗斯、印度、日本这几个重要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还有所欠缺，而各方面对接的缺乏会直接影响影响中国对国际变局的把握。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把握美国的变化，分析美国一般有几个基本指标，从经济规模来看，美国的GDP世界第一，国际资产大概200多万亿美元。货币主导权方面，美元是最重要的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工具，近年来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所占的比重也非常高。另外，美国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美国强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就能成为全球治理的主题，美国关注难民和移民问题，整个世界也会跟着讨论。更毋庸赘言的是美国的文化影响力，美国一年有一万亿美元以上的文化产值，国际传播力和影响都非常强。最后，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体现在东亚驻军以及与五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等方面。

总的来说，判断美国的五个标准包括经济规模、货币主导权、全球治理影响力以及军事影响力。现在的美国也在发生变化，特朗普（Donald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两极分化逐渐突出，国际上同时出现支持他，讨厌他的力量，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他作为政治领袖，实行民主独裁，独断专行，排斥其他国家，筑墙，让我觉得美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失去胸膛，失去了建国时期的理想和追求。美国精神里提倡的“人生而平等”，是真的普遍平等，还是说只有美国的白人内部才是平等的，乃至于要剥夺来自其他国家新移民的权利。我认为对于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我们研究得太少，而且把握不准，这是我在美国深入学习和考察时获得的直观印象。

记者：除了把握世界大局之外，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要破除国内的发展迷雾，当下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孙哲：中国也面临诸多发展迷雾，老龄化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以及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都是重大挑战。但总体来说，对世界格局的把握，除了站在中国角度看世界，还要站在世界角度看中国，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缺乏对世界格局和自身定位的准确掌握，就很难实现既定的目标。中国既然提出了两百年奋斗目标，就应该踏踏实实去努力实现，除了言语上的争论之外，现实中应该采取更具体的措施。改变对自身的认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或者国家治理能力创新对与中国而言都是重大挑战。中国应该怎么做？我认为首先应该像邓小平所说，不争论意识形态，不多谈中国梦，应从具体视角切入谈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