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名学生布鲁氏菌病检测阳性，人畜共患病流行风险增大

12月6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发布《关于疑似布鲁氏杆菌感染事件处置情况通报》称，11月28-29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口蹄疫防控技术团队先后报告有4名学生布鲁氏菌病血清学阳性。接到报告后，兰州兽医研究所立即派人陪同学生前往医院诊治，同时成立调查小组，关闭相关实验室并开展调查。截至目前，共检测263人份，经甘肃省疾控中心确认呈现血清学阳性65人。血清学阳性人员中个别人员自感有身体不适现象，其余人员未出现明显临床症状。

通报称，事件发生后，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派工作组赴兰州指导和督促兰州兽医研究所做好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疾控中心、甘肃省疾控中心、甘肃省兽医局、兰州市卫生健康委、兰州市疾控中心、城关区和七里河区疾控中心等多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设立流行病学调查组、治疗专家组，到兰州兽医研究所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协调诊断治疗。目前正在采取多项措施治疗人员。

同日，兰州市卫健委发布消息称，专家组评估认为，布病是人畜共患性疾病，人的传染源主要是牛羊等染疫动物，人传人的风险极小，目前国内尚未报道过人传染人的病例。该研究所重点场所防控措施已经落实，不会对周围人群构成新的威胁。

实际上，早在2012年5月11日，卫生部就联合农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各级卫生、农业部门联合开展布鲁氏菌病疫情监测和处置，并面向高发人群开展防治。通知说，近年来，中国布鲁氏菌病病例逐年增加，疫情影响区域呈扩散趋势，防控形势严峻。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在2012年6月30日对“布病”及人畜共患病就有详尽报道。

“布病”重新抬头

2011年1月，陕西省靖边县黄蒿界乡贺阳畔村43岁的村民贺斌堂出现持续的发热，并伴有肌肉关节疼、乏力、盗汗等症状。在村卫生室，他被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并给予三九感冒灵冲剂等药物治疗。贺斌堂的病持续了一两个月也不见好转，还出现了左侧睾丸肿大的症状。

一位村民听说了贺的病情以后提醒他，“怎么老治不好！去看看是不是‘布病’?”听从这位村民的劝说，贺斌堂去了靖边县人民医院就诊，接诊的大夫也怀疑他得的是“布病”，可是这却是一个连大夫也“无权诊断”的病。

“医院只能怀疑发病，然后上报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或大疫情网，最后由我们来确诊。”李文生是靖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科长，他所说的“大疫情网”就是全国疾控系统内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而贺斌堂所得的“布病”，全名叫做“布鲁氏菌病”。

这种由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在《传染病防治法》里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作为一种人畜共患疾病，布鲁氏菌病的疫情近年来在国内有加重的趋势。

布鲁氏菌病的名字听起来新鲜，其实它却是一个古老的疾病。1886年，英国军医布鲁斯在马尔他岛上从死于发热疾病的士兵脾脏中分离出一种细菌，并首次明确了它是造成这种发热疾病的病原体，这种细菌和它造成的疾病因而以布鲁斯的名字命名。

上世纪50年代，布鲁氏菌病在中国十分猖獗，但到了70年代得以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有一段时期，‘布病’已经消失了，可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抬头。自2006年以来，我们县每年都有‘布病’病例，并且有增多的趋势。今年上半年以来，已经报告了6例。”李文生的感觉和全国整体的统计数据相吻合：1996年，全国布鲁氏菌病发病率为0.09人/10万人；2011年则上升为2.77人/10万人。十几年间增加了30倍，对应的发病人数则达到3.8万多人。

实际上，考虑到医院的误诊和农民的健康意识不强等因素，官方的统计数据未必能描绘出真实的情况。不仅如此，布鲁氏菌病以往多发于北方畜牧业集中的地区，近年来疫情向南方扩散，目前，全国除海南省外均有疫情报告。

在贺阳畔村，普通农民对“布病”也有所认识，这是因为靖边县家家户户都养羊，而贺阳畔村又是个“养羊大村”，前两年曾经有人得过“布病”，现在农民们都知道，这个病都是被羊传染的。

在此之前，靖边县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布鲁氏菌病。李文生记得，2006年，一个病人得了发热性疾病，病情不断加重却查不出原因，辗转看了多家医院，最后在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才被一位有经验的医生怀疑是布鲁氏菌病。而这位大夫的“高明”之处不在别的，就在于他的老家也养羊。

“疾病的增加史”

人畜共患病也叫做“动物源性疾病”，是指人和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大类传染性疾病。2009年，农业部公布了我国最新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名录”，名列其中的除了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这些人们听说过的病外，布鲁氏菌病、弓形虫病、棘球蚴病、钩端螺旋体病、猪链球菌病、李氏杆菌病、利什曼病等“冷门”的疾病也赫然在列。

实际上，全世界目前已证实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有250多种，中国已证实的人畜共患疾病也有约130种。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金宁一分析说，21世纪的人畜共患病呈现两大特点，一是鼠疫、结核病、血吸虫病等传统人畜共患病死灰复燃；二是病原体变异加速，毒性增强。金宁一认为，生态环境的改变、动物的高密度集约化饲养、贸易的全球化等因素，增大了人畜共患病发生与流行的风险。

对于人畜共患病再度抬头的原因，李文生有更加直接的感受。他说，在靖边县，封山禁牧以前，羊都是散养在山上。到后来，养羊都像养猪一样，圈养起来。圈养使人与羊群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和紧密了，而农村的卫生条件不好，所以人更容易被传染上病。按照李文生的描述，羊圈一般离牧户的正屋只有四五米远；冬天如果有羊羔诞生，为防止小羊冻死，牧户们要把小羊抱到人住的屋子里养活；有的地方条件不好，人与羊共用一个水源，就会造成消化道传染。这都给人畜间的病菌传播制造了条件。另外，现在都是承包到户，为追求经济利益，就需要从外面买更好的种羊回来配种，而这些种羊往往没有经过检疫，有可能就是病羊，成为传染源。

据统计，全球近十年出现的新发传染病中，75%源自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伴随着发病率的提高，人畜共患病已成为公共卫生的重点问题。

“不仅一些过去已经基本控制的病原性微生物重新抬头，同时新的病原微生物还不断被发现，新的传染病以平均每年一种的速度在增加。”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所研究员张习坦说，“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疾病的增加史，人同病毒、细菌的斗争是没有止境的。”据张习坦分析，除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外，还有多种其他因素造成人畜共患病的增多，比如，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步伐加大，人类大举进入一些原始生态地区进行开发，人群与动物之间的物质流动大大增加。此外，饲养宠物成为时尚，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让人畜共患病从农村、牧区进人城市。

“人病畜防”

由于人畜共患病的特殊性，在预防控制方面要求做到“人病畜防”，建立兽医与卫生部门的协作及联防联控机制非常重要。然而，这方面的情况却并不理想。李文生就表示，“按理说，应当是畜牧站发现带菌羊群，通报给我们，由CDC再去检查农牧民。但实际上却往往是，CDC接到‘布病’患者的病例，反过来去通知畜牧站，让他们去检查羊群，这一套流程弄反了。”

畜牧站每年在春秋两季会要抽检新生的羊羔。按照国家规定，在发生“布病”疫情的地方，对牲畜的抽检率应该在60%以上，但是在靖边县，抽检率大概只有8%。据李文生介绍，靖边县面积大，下辖22个乡，农牧民居住比较分散，每个乡应该有五六名畜牧技术人员，这样算下来，如果要完成对羊群的抽检工作，就需要110多名工作人员，而目前畜牧站只有20多人，人员缺口大。

发现病羊后，要做“无害化处理”，就是以不流血的方式把羊杀死后焚烧。然而，一头种羊买来的价格最少要2000元，按国家补偿政策，病羊被无害化处理后，国家补偿农户300元，在经济不好的地方，可能还不到300元。这样一来，农户就很不划算。因此，有些农户就会悄悄把病羊卖到市场上去，这就增加了布鲁氏菌病扩散的风险。

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将包括布鲁氏菌病在内的16种疫病划为“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规划》指出，布鲁氏菌病、狂犬病、包虫病等人畜共患病呈上升趋势，局部地区甚至出现暴发流行。

“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讲述从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本获普利策奖的书中，他把这些疾病称作“来自我们的动物朋友的致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