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疫情 折射出中西企业的不同（组图）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警告的那样，新冠病毒肺炎已经在全球开始了“大流行”，欧洲、美国开始进入疫情的集中爆发期。都说疫情如同一面镜子，能够照出很多我们曾经忽视的事情。今次的疫情也照出了中美两国企业在面对这种级别的国家危机时，不同的“三观”与选择。

截至3月23日，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63,927例，死亡6077例，成为了全球因新冠性病毒肺炎（COVID-19）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欧洲12个国家先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欧盟宣布关闭边境30天。美国疫情形势也不容乐观，截至3月22日19时，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突破3万，死亡人数突破400。

在疫情肆虐欧美各国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上周一（3月16日）发出全国指引，建议国民在未来15天内减少聚会与外出，出现社区传播的州份关闭酒吧、餐厅、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呼吁国民取消所有度假计划，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也呼吁大家“别出门”。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上周一也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呼吁法国人“最大限度”减少出行，内政部长卡斯塔内（Christophe Castaner）翌日还宣布居民外出必须证明其必要性，违者将处以38欧元至135欧元（1欧元约等于1.13美元）的罚款。

欧美名店被迫停业

在欧美官方苦口婆心劝说民众之时，一些商家继续营业。例如在巴黎奥斯曼大道上的老佛爷百货商场，各类奢侈品店依旧开门迎客。英国的奢侈品百货哈洛德（Harrods）也没有因为疫症的爆发而采取关店举措。哈洛德在官网刊出一则关于疫情的营业声明，表示因应新冠肺炎影响，出于安全考虑，英国地区的哈洛德百货从上周二（3月17日）开始将开放时间从上午10时至晚上9时，调整到上午11时至晚上7时。不过，随着疫情持续恶化，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上周五宣布即日关闭伦敦地区所有咖啡馆、餐厅及酒吧，当天哈洛德亦宣布，为社区、雇员与顾客福祉着想，即晚起停止营业。另一边厢，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加入抗疫行列，上周起利用旗下香水、化妆品生产线制造洗手液，将免费供应给卫生部门。

身处最早受疫症冲击的国家，中国企业在这场灾难面前，似乎显得更有“人情味”。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上周二新开推特（Twitter）账号，发出的首条推文是有关他捐助美国防疫物资的消息。马云在推文中说，“第一批运往美国的口罩和新冠病毒试剂盒已经从上海起飞。向美国朋友送去美好的祝福。”

眼下中国内部引发的疫情基本受控，全球疫情却持续蔓延，中国的抗疫经验对他国有参考作用，而随着中国开始复工复产，中国政府与企业也有能力向他国伸出援手。“这是全球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一次流行病大挑战。”马云于3月13日在微博上发文称，“时至今日，这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自己解决的挑战，而是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携手应对。此时此刻，不分你我共用资源，交流抗疫经验和教训，我们才有机会战胜这次灾难。”

马云还在微博上透露，除了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他也关注到非洲疫情发展和医疗资源的匮乏，将为非洲54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捐赠10万个口罩、1,000件防护服，以及1,000个防护面具，同时还捐助每个非洲国家两万个检测试剂盒。

新希望与小米为国抢口罩

实际上，从疫情开始之初，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就开始为抗疫而奔忙。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农牧企业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透露，中国疫症爆发期间，新希望曾在韩国批量采购上百万个口罩，但被另外一家中国公司抢先买走了，后来一打听，才发现对方是中国手机企业小米公司 。

再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面对新冠肺炎病毒，口罩是“硬通货”、“必需品”。尽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在湖北疫情爆发初期，全中国仍然出现严重的口罩短缺，有一部分口罩生产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不过仍然有大量的口罩企业其实是在“亏本”生产。在当时社会停产停工的情况下，这些口罩厂商既要承受原材料上涨，春节工人额外的加班成本等问题，还要面临因管制造成的原材料运输困难。但大部份厂商坚持不涨价，代价是产得愈多亏得愈大。

为何中国和西方企业之间会出现差异？可从以下因素理解。首先是经济制度的不同，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实行自由经济，企业是其最大本钱，更是其最大资本。由于这种制度，企业的自主性极高。当企业面对自己的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比较时，站在自己的利益一边不足为奇。

其次，从国家政治形态上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集中式的中央威权国家，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状态。美国虽然不能算是标准意义上的“小政府”，但相比中国，政府的权力仍然要缩水很多。尽管中国因此在外界受到不少批评，但在面对这次危机初起时，中国既是疫症爆发最严重的国家，也确实率先控制住疫情，当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正是其国家模式发挥作用，迅速从平时进入“战时”。从政府到个人，从国企到民营企业，也都迅速融入到这个这场抗疫中。而多数的中国民众和民营企业家，是心甘情愿接受这种融入的。

这带出了中国企业家第三个不同于西方资本家的特质，在很多中国企业家的观念中，个人命运和企业，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概念深入人心，“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也是很多儒商的立身之道。中国人对于“家”与“国”概念的辩证性认知，是与西方企业家尤其是美国企业家完全不同的。

最后，便是在中国的企业性质中，有一种特殊的企业就是国企。中国的国企垄断着石油、电力等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行业。凭借这种垄断，中国国企在平时获得大量企业利润同时，也饱受着中国民众的批评。但是，不可否认，一到国家危机时刻，国企这个机器就会立刻进入马力全开状态，这是普通的中国民营企业做不到的，同样美国企业也无法做到。

例如，在1月30日，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了《关于地方和国有企业切实履行职责使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国各国企充分发挥抗疫“突击队”和经济“稳定器”作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做个更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抗疫比作战争，国企是最早“跑步进入战场”的主力军。这是其他类型的企业难以或者不愿去做的。

中西企业与国家关系的差异

事实上，中西企业在对抗疫情的差异还和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有关。西方企业并不属于国家，这让西方政府在处理国际上的经济关系时经常得不到自己企业的支援。

相反，无论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是国企，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扶贫，只要国家需要在哪里发展或投资，只要国家有所要求，而要求又不过分，中国企业都愿意尽量配合，那既是因为有实际利益需要，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知道这种配合不会让自己吃亏，甚至很有机会获得其他的利益。

以上这些是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信。这种关系也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伸展影响力。当然，西方也有一些具全球关怀的成功企业家，例如微软创办人盖茨（Bill Gates）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巨大贡献，他与妻子共同创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另外两个大型慈善机构，在疫情之初已捐赠近2亿美元支持全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过，这是盖茨的个人行为，多数西方企业面对这次疫情的第一个念头，恐怕并非“我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它们骨子里也难言具有“家国情怀”，更多的是资本逐利。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在危及社会中每个人的瘟疫面前，它就会让人感到“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