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峙,如何防止教育“脱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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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交流曾经是中美之间最紧密的关系之一,但现在可能比任何其他领域有更早脱钩的危险。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为美国提供了最大数量的国际学生来源,但是现在美国全面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收紧。在所有中美脱钩的层面里,我认为教育脱钩,特别是高等教育和研究的脱钩,将会造成最深远的影响,包括对两国的国力,而且其影响将会在未来10年后才会完全体现。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白宫甚至在2019年讨论了全面禁止中国学生的想法,使得不少人担心美国回到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我认为全面禁止中国学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美国对于有官方和军方背景、以及涉及国家安全与科技竞争的学者,将不断升级压力。
目前美国的种种政策不但加深了中美之间彼此学习的困难,更直接冲击了“国际教育”的理念,使得培养“地球公民”的概念,以及对教育理念的沟通都受到挑战。美国式教育着重的独立自主和个人实现,和中国式教育的纪律服从和群体理念,原本可以透过教育的碰撞而给施教者和受教者都带来更多的启发。但是,这些已经在短期内成为不可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和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在9月11日联合主办了《加快教育对外开放增进中美教育合作线上高峰论坛》,由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副院长肖慧琳主持,吸引了超过4万个观众即时观看线上直播。原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岑建君呼吁,理性看待人际交流,坚持中美交流的基本盘不动摇。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双主席苏格强调“和平发展”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公约数,合作是中美唯一的选择。
美国前教育副部长苏珊•斯克拉法尼博士认为,美国教育系统失去中国学生的话,将失去对话与创新的优势,即使特朗普连任,美国大学院校的领导对于向中国学生开放校园的热情不会改变。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高校的校园生活可能要一年后才会回归正常。法政集团董事长、南南合作促进会副会长王广发认为,在“教育无国界”的理念主导下,中国仍然要加强教育领域的开放。
其他发言的专家包括美利坚大学商学院院长约翰•德兰尼、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施晓光、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马克•罗姆、美中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李丽,分别介绍了他们实际参与中美跨境教育合作交流项目,并且讨论了如何在当前困境下继续前行。我发表了以下的一些看法:
盘点中国研究人员和学生留美的政策“逆风”
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的举措不胜枚举,有些不是针对中国学生,有些是。比方说,特朗普上台以来,出现了更多的签证拒签和延误:F-1学生签证的发放从2016年到2017年下降了17%。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今年7月6日发布了新的指南,阻止国际学生前往美国接受纯粹在线的学习课程。在超过20所大学和20个州提起各种诉讼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7月24日改调,允许已经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以线上课程的方式继续就学,并且保持有效签证,但是还未入境的新生则无法入境。
美国高等教育组织则提倡,国际新生,不论就读的院校计划在秋季开设线下、线上或混合的教学方式,都应该要能够获得赴美签证以开始其大学课程。
即使这些政府举措不是针对华人,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占比,影响首当其冲。根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数据,2009年至2019年期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几乎增长了两倍。在2018-2019学年,美国有36万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约占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
其他针对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政策发展和执法行动包括:
2018年6月11日起,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宣布将针对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等STEM领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期限从五年减少至一年。
《纽约时报》在2020年5月28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在美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数千名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美国国务院在9月9日根据5月29日的总统宣示,美国已吊销1000多名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新各驻外使领馆的签证统计数据,2020年7月份对中国学生签发的F1签证仅145个,虽然比今年6月份的8个有所增加,但对比去年7月份的21781个的数据,仍然降低99%。目前还无法判断8月是否有所改善,或数字是否意味着即使疫情影响结束后,会出现持续长期剧减的趋势。
201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向美国高校发出《中国对学术界的风险》报告,提醒高校如何防御和侦查这些风险。
2019年11月的美国参议院报告“对美国研究机构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中,将“千人计划”视为中国“从研究人员、科学家和美国私人手中获取知识和知识产权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截至2020年6月12日为止,美国大学约有54位科学家由于没有披露与外国政府的财务关系,却同时收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或美国国家单位的研究资助,经过调查后辞职或被解雇。至此为止,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调查的189位科学家中,有93%的人来自中国。
美国司法部聚焦中国的“千人计划”和其他类似延揽人才计划,在8月24日逮捕德州农工大学教授成正东,指称他一方面以美国宇航局研究员的身份从事美国太空项目工作,另一方面却“掩盖”他与广东工业大学和至少一家中资公司的隶属和合作关系,因与中国人才计划有关的虚假陈述和电汇欺诈而被起诉刑事责任。
特朗普于7月14日以行政命令宣布终止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富布赖特学术交流计划。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数据,自1979年以来,已有3000多名美国人和中国人参加了美中富布赖特学者交换计划。
美国教育部在今年2月初宣布,正在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展开调查,怀疑这两所常春藤盟校未能报告数亿美元的外国资助和合同。教育部发现,耶鲁大学可能在过去4年间未依法报告至少3.75亿美元的国外资助和合同,而美国大学整体已接受了64亿美元的隐性外国捐赠。
美国国会在8月3日向美国包括哈佛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特拉华大学在内的顶级大学致信,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它们交出来自境外的所有捐赠记录,交代自2015年1月以来,收到的来自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俄罗斯的所有捐赠。
北德克萨斯大学在8月31日终止了一项与15位中国官派访问研究人员的交流计划,被认为是美国大学首次与中国国家奖学金基金切割联系。
美国国务卿庞培9月1日表示,特朗普正考虑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对美国的中国学生施加更多限制,并希望到年底关闭所有美国大学校园中的孔子学院。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将孔子学院指定为“外国使团”,指责孔子学院开展针对美国大学的“恶劣影响运动”。
根据英国《BBC新闻网》9月5日的报道,美国近期已开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出境检查,有多名中国学生、研究员在准备离开美国时都遭到执法人员的盘问,甚至扣下有些人的电脑、手机、游戏机等电子设备进一步调查,数周后仍未归还。而《南华早报》的报道显示,美国海关人员在2019年对中国籍公民进行了1100次搜查,比前一年大幅增加了66%,而对所有国籍旅客的搜查则增长了23%。
综合以上的趋势,美国的策略是逐步断了中国借由学术向美国“取经”之路。
美国为何不赚教育贸易的钱?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7年有近110万国际学生就读美国高校,创造了424亿美元的出口收入,是8年前的两倍多。由于出国留学的美国人少得多,美国在2017年的教育顺差为342亿美元。
根据支持国际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估计,来自国外的学生在美国创造或维持了超过45.5万个工作岗位,几乎是美国煤矿工人数量的9倍。教育产业的输出价值几乎是2017年美国最大的农业出口大豆收入的两倍(216亿美元)。如果将留学生的其它支出(食品、汽车、衣服)考虑在内,教育的出口总值可与药品(510亿美元)和汽车(530亿美元)相媲美。
由于过去15年来中国留美学生的暴增,弥补了金融风暴后美国高校的财政短缺,许多美国大学变得过分依赖单一的金钱来源:中国学生。四年前,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商学院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学费收入来自中国学生,基于担心中国政府是否阻止来美国的学生,甚至购买保险以便承担中国入学人数突然下降的风险。反讽的是,新冠疫情和美国政府的政策使得这个保险的价值更为显著。
从这个角度观之,很多人认为重商重利、强调拧转贸易逆差的特朗普怎么可能放弃美国嘴边这块肥肉? 事实上,这个误判是基于缺乏对于特朗普盘算的正确分析。
布隆伯格曾在2014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时,批评常春藤盟校传统有倾向民主党的“自由派偏见”,他指出“任何一方都不能垄断真理,或有上帝在其一边。当96%的常春藤盟校捐赠者一面倒向一个参与者,你真的不知道学生是否接触到一个伟大的大学应该提供的观点的多样性?如果一所大学只代表一致的政治观点,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伟大的。”
特朗普在去年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曾为他的移民政策辩护,当时他表示:“我们希望有更多中国学生来我们一流的学院和高校。他们是很棒的学生,带来巨大的价值。”对于有些人认为他的移民政策造成中国学生很难去美国,特朗普认为他不这么看,因为来自中国的学生应“像其他人受到同样的待遇”。
但是现实是,特朗普政府反移民的基调诉诸选举保守派基本盘的诉求,再加上种种科技战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使得美国教育资源输出的贸易价值变成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变量。即使布隆伯格的数据有点夸张,当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习惯性地充满了亲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者”,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在得失的综合考量下,特朗普不会选择迎合大多数美国高校,去欢迎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的诉求,因为他们的政治倾向对特朗普的连任选情没有帮助。
中美教育交流何以为继?
大多数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都相信多元化的人才,包括参与论坛的美国教育专家,主张特朗普对中国学生的限制将耗尽美国人才供应。反对特朗普政策的人,特别是美国高校的领导和知名学者,认为美国把国际学生阻挡在门外将对美国吸引国际顶尖人才造成致命的冲击,长期来看,有损美国国力,更不用说因此延烧的仇外主义。从现实的角度而言,至少在大选之前,这样的论调对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说服力。
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一份报告,2016年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新入学人数几十年来首次下降了3.3%,而2017年下降幅度达到6.6%,来自印度的研究生人数下降了8.8%。低迷的状况持续到2018年秋季入学,但这不仅是对美国政治的回应,毕竟2016年特朗普只是争取共和党提名的17名总统候选人之一。其他因素也正在改变国际学生的考量:美国的学费上涨;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对本国高等教育的巨额投资;并担心美国的枪支暴力。而当下美国的新冠疫情和部分国际断航形成另一个阻力。
取消富布赖特计划将限制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并且美中关系恶化到越来越少美国人想在中国学习的地步,目前中美之间科学技术研究合作项目很难开展。
反过来说,我认为长期影响对中国也将十分严重。中美之间对人才,特别是科研人才的竞争将白热化。在美国高校的资源扶持了许多中国的人才,其他先进国家的高校是否能填补这个角色?中国高校是否能在目前的体系下真正提升人才的培育?这些将是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疑问。
美国高校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布拉德•法恩斯沃思表示,高校希望美国政府在保持国际学生入学率方面有更加明确的政策,但美国移民局的指导方针“造成混乱和不确定性”。在8月6日的一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座谈会中,他指出,不管谁在明年1月入住白宫,中美双边教育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在政府关上一扇扇门后,非政府组织如何转而承担起未来双边交流的推展?
我想从6个方面来看:
1.关于“研究诚信”标准的坦率讨论
美国和中国高校组织应该就跨境合作研究人员的行为守则、资金来源和信息披露,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借此界定合理的规范。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始高度关注中国学者的校园活动之始,根据我和许多大学研究学者的讨论,许多学校和院系并没有清晰的行为准则管理利益冲突、智慧产权、及国家安全等等问题,或是没有明确传达给成员以及监管的形式。目前已经有许多学校开始制定研究行为规则框架,这些尝试应该更系统化,更具有普遍适用性。
透明、披露、对等、以及论文发表前的保护机制等等,都应该成为国际高等研究机构的共同适用原则。
2.加强基础科学的吸引力和交流
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奖励政策,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基础研究的积累仍然不够,整体社会的导向也不鼓励长期耕耘,而是注重商业应用的回报。
顶尖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一般主张基础科学大多不涉及机密,应该持续为国际跨境合作而开放。
我认为如果中国加强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也会促使高等教育学院减少急功近利的心态,或是想要从外引进技术的捷径,转为长远培育本土人才的有机机制。
3.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流不应成为意识形态的比拼
中美科技战植入了STEM(科学、数学、技术和工程)教育交流的地雷,但实际上,美国可能更欢迎社会人文学科的交流。这方面中国民间组织和企业应该填补孔子学院遗留下的空缺。
4.院校如何吸引国际学生
中国和美国学院都应该对国际化采取全面的战略,提升国际学生体验,在各方面为国际学生制定目标。有些学校已经尝试提供社区延展、健康保健、资金赞助、职业建议和服务学习等机会。除了为国际学生家长提供中文普通话和英文网站之外,还为一些学生和家庭成员提供出发前指导,有远见的学校甚至与国际咨询组织合作,为国际学生、教职员工和教职员工提供免费、跨文化的心理健康服务。
虽然教育机构无法改变法律障碍,但它们可以改善包容性学习和社交环境,从而提高国际学生体验的质量,并吸引更多人,使教师可以采用策略,例如使用清晰、无口音的语言,提前讨论问题,在完整的课堂讨论之前,使用较短的时间来进行小组讨论,以提供有意义的跨文化体验。
未来的学院不应该只是把国际学生当成“财源”,也应该把他们视为丰富本地学生体验的“资源”。
中国如何吸引更多美国学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说的不是纯粹浪漫的文化交流,而是很真切的思想冲击。潘庆中指出,2018年美国来华学生进入中国外籍学生来源国的前五名。
5.多开发线上课程和远程交流形式
在技术许可、内容不被屏蔽的情况下,民间机构应该与高校合作开发更多不依赖跨境政策的线上课程。
6.推动新的在线双语教育模式
目前中国和美国的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国际教育”的理念,因为现实环境的隔离,阻挠了借由外国环境的生活“身历其境”地学习语言、文化、甚至思维模式的可能性。但是追求知识和广阔世界观的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未来教育的必有配备,不应该受到短期政策而左右。
在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挑战之际,正需要非政府组织扩大在线的双语教育和交流模式。取代体验式或“沉浸式”的语言环境将催生新一代的线上互动课程。
真正的教育交流,必定会受益于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推行中美双边教育靠的是使命,而不是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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