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北京正面临全新国际大气候（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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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从2019年12月引爆后，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这场风波引发的大萧条对世界格局形成了一种加速效果。

一年前的观察家们还在展望“2027年中美经济地位互换”的局势转换，到2020年12月，西方观察家竟开始在新冠疫情受控的客观现实下讨论起中国的“制度优势”。部分英美观察家甚至把中美之间力量转移的时间点大大提前了。

借用邓小平1989年的用词，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大气候”来看，2021年似乎也成了让中国根据其内外环境与变局，重新寻找其座次的关键时刻。

求变的欧洲

新冠疫情在中国之外的飞速发展令人大跌眼镜。曾用悲悯眼光“担心中国人民”的西方世界，也没有扛住疫情的打击。新冠终于惊诧了全世界，教育全人类要保持敬畏，重新学习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梦醒之后，从中国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开始迅速求变，展示自己灵活应变的能力，免于被历史淘汰。

中欧双方都希望年内完成投资协定谈判，而今，协议已在2020年内达成

这种趋势有点像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力量转移》（Powershift）指出的：力量转移时代只是刚刚开始，但是看上去前途已等着各人自己去抓取。

各势力摊在桌面上的“力量”，就成了构造新均势的重要因素。包括欧洲、美国、东南亚、西太平洋一线的诸多势力都被时势和外部因素推动，在2020年这个非常时期做出了些符合自身定位的选择，中国莫过于其中最突出的一大推动力。

世界各个势力在2020年前后变化的最大动力之一，除去新冠疫情这一被动因素之外，对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其主动改变的一面，欧洲、东南亚的变化就与此有关。

对欧洲而言，其最大的诉求在于经济问题，其转寰、加速的角度也在于如何就经济问题尽快达成各种相关协议，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他们在2020年内的最大诉求可能都不在政治领域上，无论是2020年8月最终敲定的与越南的自贸协议，还是在2020年最后时刻落幕的，耗时7年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都证明了这一点。

对欧盟来说，中国在近两年来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

当欧洲在经济上面临困境，而前者又随时会反馈到政治上时，这使得欧洲的兴趣已经史无前例地聚焦到了经济领域。由于疫情对欧洲打击巨大，2020年欧洲经济大幅度衰退已成定局，2021年经济的反弹依旧不能弥补今年造成的损失。这使得欧洲急需外部动力助推。而来自中国的扩大开放的方案，即扩大“快捷通道”等机制就显得很有必要。此举可以加速中国、欧洲两大市场经济融合，快速重启经济的必要措施。这是遭遇疫情重创的欧洲需要的。

欧盟27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是该组织自身存在的基础，可是面对所谓中国问题，欧盟内部也一直经历巨大的分裂与争议。在12月下旬时，仍有部分法国经济界人士以“没有得到中国关于废除强迫劳动的足够承诺”相胁，建议巴黎不要签署中欧协议。

但这种抗拒只是中欧协议到最后阶段的必要姿态：欧盟高层只是借此向欧洲各界表示，自身在经济问题之外仍有对传统政治领域，如人权等问题的关心，正如欧盟在与越南签署自贸协议前，不忘谈及越南的“政治犯”问题一样，这种“嫌货人才是买货人”的挑剔恰恰是协议达成的重要标志。相对于欧盟2019年时拒绝了中国“联合抗美”的意见，没有与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也没有基于传统的美欧关系，展开与美国联合发起贸易战对抗中国的进程，欧盟在2020年的变化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

东盟在疫情下受到了一定冲击，其中越南尤为突出

东盟与西太平洋的决策

类似的局面也出现在东盟国家。比如在长期对北京展开“中国工程”长期研究的越南尤为突出。接近该国决策层的主流派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短期来看，越南可以借助域外大国和东盟诸国来平衡中国的实力增长，但长期而言，中国在地区内占据优势将不可避免，时间拖得越久，越南就越被动。

这种观点让河内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舆论，争取国际同情，维护其在南海的利益”，但另一面就迅速依靠政府公关，在韩国、日本、台湾等地撤资、关厂之际大举引入中国资本。仅在2020年上半年，越南即借助东盟的依托，加大对华进出口力度，使中越进出口总额增长18.1%，进出口规模位列东盟各国首位，增速高出与东盟整体贸易增速12.5个百分点。

当然，在达成协议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莫过于西太平洋国家，尤其是日、韩等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期间的转寰，在分析人士看来，西太平洋各国在此期间合力推进建成统一市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似乎尤为难得，但这种结合终究存在一个凝结核，即中国因素。

该计划自2012年8月被东盟十国率先提出后，尽管参与讨论的十余国一直没有具体谈及谁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舆论普遍将中国置于其核心位置。RCEP代表的西太平洋核心地区也愈发呈现对中国的依附关系。中国已连续十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不独东盟，中国与其他RCEP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度也相当巨大。中国跟RCEP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即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其GDP占全球之16%，直接占据RCEP总量一半以上。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除印度之外，中国仅在2018年，即对RCEP其他14个国家贸易总额超1.3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达到6,200亿美元，进口达到7,600亿美元，占中国整个贸易总额的约三分之一；中国对14国投资达160亿美元，吸引区域内外资达140亿美元。这一体量意味着就算北京不主动寻求RCEP相关机制、协议或谈判的主导权，但考虑其经济体量及容量，中国一旦进入，即自动成为这一以经济为导向的协议的核心。

力量转移中的美国

当然，面对中国的推动力，也有部分势力与之相抗，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美国和印度。对美国来说，这种抗拒可能更多来自于政治领域对力量转移的忧虑，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

其实，中美之间的这种趋势是早就可以预料的。2019年10月5日出版的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杂志刊登了一篇《超越美国后的紧要关头》的长篇评论，这篇文章援引了三菱综合研究所的调查数据，并认为中美在2027年有可能出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逆转超越。

文章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即随着中美位置发生逆转，各种问题也将在此之前先后出现。简言之，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冲突频发的阶段。几个月之后，2020年间的中美关系就印证了这一推断。在2020年1月，还有一些保守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正在以经济力量采取对美国的“新冷战”态势。

美国各地民意的躁动与撕裂被大选加剧了

但这种手段也存在着基于中美力量转移的前提：以阿查亚（Amitav Acharya）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力量转移的体现，在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特朗普当局此前的手段被视为对此前历任总统意识形态、外交政策方法的逆反，特朗普政府认为，从克林顿（Bill Clinton）到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前任总统奉行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错误的且失败了。当中国追求更加积极的全球外交政策，并使之与其实力和资源的增长相称时，美国的“担忧”其实正在加剧这一进程。

此外，从特朗普到拜登（Joe Biden），两党势力在美国全球收缩上的认识存在着一致性。这也是美国高层对当前力量转移态势的应激认知。

特朗普政府看似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做了蠢事，但其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重塑地区盟友、搅乱原有格局的做法终究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避免他国借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搭便车”，并集中精力与资源追求对等。其行为客观效果固然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但从目的上看，它是美国战略收缩态势的客观反映，只不过因为行动幅度相对过大，以致显得失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在任期间留下的全球撤退的态势是拜登乐于见到的。此前在大选期间，拜登一再发誓要结束美国“无尽的战争”，在特朗普继续削减美军在阿富汗等地驻军之际，拜登在未来尝试斡旋沙特，结束在也门的战争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就连许多共和党参议员也深以为然。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对立也要求未来的拜登当局进一步收缩对外态势，弥合内部矛盾。在此前的四年间，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温和派、一般共和党人与反对特朗普的自由派、温和派、一般民主党人之间的态度也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加之美国今天的分歧由来已久，经济和种族的不平等影响了美国几代人。这种局面意味着即便拜登呼吁美国人携起手来“同不公正和不平等、仇恨和恐惧的共同敌人搏斗”。但“克服分歧、重燃希望”对当下的美国可能仍是一个加剧矛盾内化的重要细节。

印度抗拒变革的原因

同理，发生在印度的“抗拒”也与政治因素有关。譬如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对RCEP的沉默并非在于印度拒绝经济助力，反对国际资本。

新德里的示威者逐渐在莫迪面前露出真实诉求

它是“印度人民党”（BJP）政府为确保“印度优先”而采取的冒险手段。它不仅仅与中国有关，其的核心在于新德里能否从国际资本的冲击下保护民族产业、保护经济命脉。

RCEP是以东盟十国为原点，以中国为首，日、韩、澳、新乃至东盟各国均垂涎而来的大型贸易集团。由于印度制造业能力弱，关税比RCEP缔约15国要高，在RCEP大部分国家希望印度对92%的进口产品削减关税，印度却只希望对少数国家的85%的进口产品削减关税之际，双方的矛盾就很难调和。

此外，印度在原材料和成品供应方面对中国为代表的外界的的依赖仍然太高。譬如印度约45%的电子产品、90%的手机零部件、65%至70%的成药中间体、三分之一的机械和近五分之二的有机化学品进口自中国。面对中国等国在化工行业的成本与技术优势，印度厂商至少需要10年时间提升技术水准并迎头赶上。这使得新德里在这场改变世界的变化中其实是缺少力量的。

因此，虽然印度当前可能仍是急需RCEP的。加入RCEP协定。意味着印度参与到全球高端产品的供应链中。而更多地加入国际市场，恰恰可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低迷走势。但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印度仍得出了“不应加入任何不利于农民和企业家利益的国际条约”的结论。

从2019年以来，印度在RCEP问题上的变迁令人唏嘘

事实上，对莫迪当局来说，该国比起加入各种全球性的国际条约，更要紧的莫过于尽快改造国内的工业、农业体系。这也是莫迪当局的当务之急。

莫迪不仅想打破印度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留下的，被占据多数土地的地主和富农把持的农产品营销委员会（APMC）系统和在此基础下的专卖中心的代理人（mandi）制度，还想创造就业岗位，吸收失地农民、农村青壮年等农业剩余劳动人口。但印度的现状与新德里方面的良好期待终究存在较大差距。从2005年开始，印度就业率就呈现逐年下行态势。

此外，印度还缺少可应用于制造业的专门人口。由于印度近70%的适龄劳动人口只接受过小学教育，金融、软件等第三产业又不能消化多余劳动力，这就要求印度必须加速其工业化进程，哪怕只是为了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就迫使莫迪不得不采取一种近乎于驱狼吞虎的手段：他需要可以信任的外力来冲击相关体系，而莫迪当局在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安巴尼家族（Ambanis）等国内大财阀协助下展开的行动，就显出了其局限性之下急于求变的一面。

当然，上述大环境只是2020年全球力量转移进程中相对突出的一面。但这对于北京的意义已经足够明显。面对力量转移的客观进程与趋势，北京正在强调自己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维护和完善国际多边体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考虑到美国正在越来越远离这个体系，进而“给国际体系造成巨大伤害”，这也意味着北京似乎已经抓住了国际力量转移的进程中得来不易的机会。随着中国正在国际秩序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具备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的能力。继续维持这一角色将有助于中国在2021的时局图中继续确保相对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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