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是香港落实“动态清零”关键举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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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香港特区政府应对疫情面临最优、次优和最差三个选择。最优模式是封锁全城、严格禁足并推行全民强制检测，达到近乎完全清零的目标；次优模式是动态清零，一旦发现病例，就快速反应，精准处理，把感染病例数量控制在不影响正常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范围内；最差模式就是效仿英美做法，除了号召人们注射疫苗之外，基本上放任病毒在社区传播，社会与病毒共存。

然而，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封城会导致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可能给国家带来金融安全问题；同时，由于香港复杂的政治环境，全民强制检测会遭到大量市民的抵制，导致政策走向良好意愿的反面。与病毒共存是欧美国家不得已的选择，享受“一国两制”优势的香港没有必要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因为香港确实存在欧美经济体无法拥有的资源，那就是中国内地的无私援助和支持。

因此，香港特区政府采取动态清零政策即次优模式是务实的良好选择，其意义在于能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中以有限的资源获得维护公共利益的结果。相对于不计成本耗用无限资源以获得最优目标，或者不顾长者和儿童生命安全的“躺平”政策，动态清零是现实情况下维护各方核心利益的有效选择。

博弈论是战略决策的有用工具。根据这一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被迫做次优选择以得到最合适结果，而不考虑对手策略的最优选择往往在现实中导致最差的结果。“囚徒困境”是最著名的博弈论模型，为理解社会各方如何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取得平衡提供了一个框架。把这些战略决策理论应用于香港防疫抗疫，我们发现，黄营和蓝营的战略行动最终会导致双方的次优选择，这种格局使港人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然而，香港特区政府目前推行的“动态清零”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我们强烈建议：国家卫健委引导香港医管局成立统一防疫抗疫中心，建立“香港为主、中央指导”的工作机制；分区重点围封强检，不求全社会完全清零，但求尽量压低总体感染数量和传播链；请求内地帮助，尽快提高检测能力和速度；鼓励企业、机构等强制要求员工打疫苗，落实和普及疫苗通行证；善用科技手段，落实具有追踪功能的健康码，并以相应的立法和司法措施保护市民隐私；以手机APP为主，以电话热线为辅，为“居安抗疫”计划中的市民提供专业的防疫抗疫服务；整合政府资源，特别是纳税人供养的公职人员，动员他们更多投入抗疫一线工作等等。

除了这些举措之外，当务之急是请求北京安排内地人力和资源增建方舱医院，把所有轻症患者集中治疗和护理，把防疫抗疫重心从“居安抗疫”转到“方舱治疗”上。面对海啸般的新冠疫情，为维持医疗系统的有效运作，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特区政府实施了“居安抗疫”计划。卫生署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第599A章）赋予的权力，向新冠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发出14天强制家居检疫令，并于其后7天自行监察及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家居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发出4天强制家居检疫令，参加该计划的人士需要留在居所中，佩戴电子手环，定期检测身体状况，定期进行快速抗原检测，以及遵守卫生署制订的其他家居检疫指引。民政事务总署因应“居安抗疫”计划，设立24小时电话热线，支援并协助接受家居检疫人士。

“居安抗疫”是隔离设施不足下不得已的应急做法，其实并不适合香港社会环境，因为在所有国际大都会中，香港的住房条件是最差的。本港人口稠密，老年人数量大，高楼大厦林立，居住环境狭窄，部分居民楼年久失修，病毒容易垂直或横向传播，因此家居检疫并不理想，政府实行家居检疫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更何况，“居安抗疫”计划需要市民高度主动配合，可是由于政治原因，部分市民对此抱逆反心理，因此计划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建议特区政府立即升级抗疫策略，主动寻求中央支持，利用邮轮码头、会展中心、体育场馆、闲置校舍等快速建立有2万床位的方舱医院，把轻症病人从社区转移到方舱医院进行治疗，做到“宁可让床等人，也不要让人等床”，“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不漏一人！”

建设和启用方舱医院是内地抗疫成功的关键举措。武汉抗疫之初，第一批有4000张床位的3家方舱医院仅用29个小时就建设完成，有效缓解了新冠肺炎患者“收治难”问题，使轻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治疗，避免病毒在社区滞留和扩散，大大降低了轻症向重症的转化率。当前香港病人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大量病人在社区和社会流动；与此同时，医疗资源紧张，床位不能满足应收尽收的要求，社会面临着延误治疗时机、造成疫情扩散的双重压力。面对本地确诊个案几何级数增长的危急形势，特区政府宜果断向中央求救，建设方舱医院，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调集有效资源，及早控制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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