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从和平天使到战争根源 北约如何冲破普京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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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芬兰、瑞典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邻近的芬兰、瑞典立刻倾向于投向北约。这使得俄罗斯发出警告，若芬兰加入北约，将有严重后果。拜登说，“我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确保我让北约和欧盟都在同一边，因为我认为，普京觉得他可以分裂北约组织，为自己开辟一条路走过去。而这目前还没发生”。当被问到美国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时，拜登称，这是极少数能不冒着全球大战的风险而惩罚俄罗斯的方法，“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确保一个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付出代价”。

拜登这番话并不长，但解释了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东西。解释了过去，即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原因源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现状，即目前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俄罗斯和北约互相用核武来威胁对方。

一方面，如果双方不管哪一方先使用核武，那么无疑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例如战争的持续、北约的干预（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俄罗斯内部的变化等，使得俄罗斯以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而告终。解释了（美国期望的）未来，即北约会变得更加强大。至于对“国际法”的解释则是需要一个立场问题：对乌克兰来说，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对美国和北约来说，俄罗斯公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当然违反了国际法；但对普京和俄罗斯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保护俄罗斯安全的国际法，哪有什么国际法可以遏制北约的扩张呢！

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人们一直在追问：普京到底要什么？尽管很多人指向了普京个人的不安全，但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仅仅把原因归结为普京个人，那似乎过于简单。从叶利钦开始，俄罗斯人一直在反对北约东扩。很多俄罗斯人包括普京本人也曾经梦想加入北约，但北约并没有理睬俄罗斯。俄罗斯和北约的互动一直走到今天。对北约和认同北约的国家来说，北约就是和平的天使，但对被北约威胁的国家来说，北约就是战争的根源。

1949年，离二战结束没多久，北约成立。当时的北约主要是为了与欧洲的“苏联帝国”相抗衡而建立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在整个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对抗，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代表苏联东欧阵营的华约也随之瓦解。

北约的对手是华约。那么，当华约解体的时候，北约何去何从呢？当时西方有很多外交政策专家都建议，作为冷战赢家的西方领导人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框架体系，以重新定义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苏联的解体也的确导致美国和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官员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层会议和谈判，但是西方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让俄罗斯人加入。

北约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理由也很简单，即北约不可能自我了断。1990年代初的气氛就是作家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即西方民主是人类最好的体制，也是最后的体制了。的确，苏联的解体导致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好浪潮”。当时的苏联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帝国，西方手里掌握了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理由来终结作为“和平的使者”的北约。北约不仅没有终结，反而走上迅速东扩的道路。

北约的扩张符合权力的逻辑。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英国理论政治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有句名言，即“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实际上，对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国家间的组织也如此。尽管俄罗斯反对扩张，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反对北约的扩张，但权力逻辑决定了北约的扩张不会停止，直到出现另一个有能力阻止其扩张的力量（无论是国家还是国家集团）。

被忽视的俄罗斯呼声

根据一份保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1990年代，美国的谈判代表的确曾向俄方做出过某些承诺，以及在西方内部也存在某种反对北约向东欧扩张的政策讨论。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和随后的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极度不稳定，冷战期间克里姆林观察家们很快就观察到，对抗西方联盟成为在俄罗斯动荡不安的政治光谱中少数可以起到团结作用的议题之一。

华约瓦解之后，很多东欧国家都想通过加入北约来摆脱原来苏联的控制。但1990年的一份美国国务院备忘录中指出，“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向这些（东欧）国家提供北约正式成员国地位和安全保障，并不是最符合北约或美国利益的选择”。备忘录也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希望组织一个将苏联国界线作为对峙前线的反苏联联盟。这样的一个联盟给苏联方面造成非常负面的印象”。不过，遗憾的是，这些讨论没有成为官方政策，西方所谓的承诺也没有一项最终被写入与俄罗斯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书中。

1991年华约瓦解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发起了一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1994年俄罗斯加入。但是，“和平伙伴关系”是否会成为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替代方案，或是为俄罗斯加入北约铺平道路，当时的西方并没有任何共识。1997年，北约和俄罗斯签订了有关双边关系、合作和安全议题的“基本协议文件”（Founding Act）。2002年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莫斯科方面得以进驻北约位于布鲁塞尔的总部，设立常驻代表。无论对北约还是俄罗斯来说，这两项举措都是旨在促进合作。

也就是说，尽管西方和俄罗斯都做了努力，但这并没有在任何程度上节制北约的东扩。而俄罗斯对于北约东扩计划的敏感性是举世皆知的。美国外交官柯林斯（James Collins ）曾在一份1993年的国务院电报文件中写道：“无论处理得多么微妙，只要北约采取一项意图向中东欧扩张但又同时不对俄罗斯敞开大门的政策，莫斯科就会一概将其视为是直接针对俄罗斯。”1997年，苏联解体后第一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赫尔辛基签署了一份控制军备的联合声明之后曾说过，“我们认为北约东扩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严重错误”。

不仅叶利钦这么认为，美国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资深外交家也这么认为。基辛格在2014年3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乌克兰危机如何收场”的文章，明确指出四点：第一，乌克兰应有权自由选择其经济和政治联盟，包括与欧洲的联盟；第二，乌克兰不应该加入北约(NATO)；第三，乌克兰应自由建立符合其人民表达意愿的任何政府——明智的乌克兰领导人会选择在他们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实现和解的政策，实际上，他们应该追求一种堪比芬兰的姿态——毫无疑问，这个国家非常独立，在大多数领域都与西方合作，但却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俄罗斯的体制性敌意；第四，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符合现有世界秩序的规则，但在一个不那么令人担忧的基础上处理克里米亚与乌克兰的关系应该是可能的。为此，俄罗斯将承认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在有国际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选举中，乌克兰应该加强克里米亚的自治权。这一进程将包括消除有关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地位的任何模糊不清之处。针对第二点，基辛格强调，“这是我七年前提出的立场”。也就是说，基辛格和叶利钦是同一年（1997年）质疑北约东扩的。1997年，美国的政客们在积极推动中欧国家，特别是那些曾经的华约组织核心成员加入北约。

基辛格并非孤独。另一位更为资深的外交家凯南也于同一年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警告说，北约继续向俄罗斯扩张“将是美国在整个后冷战时代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凯南写道：“不幸的是，俄罗斯在执政权力处于高度不确定和近乎瘫痪的状态时，竟然面临这样的挑战。”他失望地表示，尽管“冷战结束带来了种种满怀希望的可能性”，但东西方关系的基础竟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太可能的未来军事冲突”中“谁将与谁结盟”？对美国政客们的表现，凯南表示，“（北约扩张）只不过是对外交事务没有真正兴趣的参议院的无忧之举。让我不安的是，整个参议院对这件事情的辩论如此肤浅无知。尤其让我不安的是把俄罗斯说成是一个极想攻击西欧的国家。”

那么，对俄罗斯人来说，怎么办呢？凯南说，他们将被迫接受北约的扩张主义计划为“既成军事事实”，从而发现必须到别处寻找“一个安全且充满希望的未来保障”。

无论是来自美国外交战线职业外交官的提醒，还是来自包括凯南和基辛格那样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资深外交官的警告，都没有在些许程度上改变美国政客们“痛打落水狗”的心态。而今天人们所见的乌克兰局势正是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外交家所预见的。

北约东扩与乌克兰战争

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北约加速东扩。1999年3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正式欢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这三个前华约成员国加入北约。2004年，北约吸纳了苏联在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1949年成立以来，北约已从最初的12个成员国发展到30个，其中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接壤，这两个国家过去一直是北约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地点。

更为严重的是，伴随着新千年后的一波“颜色革命”，内部局势也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年）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年）都以政权更替的形式告终。亲西方的领导人上台后就不遗余力地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不仅从外部不断激化着与俄罗斯的矛盾，还从内部影响着俄罗斯的政局稳定。

早在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很明显，北约扩张与联盟自身的现代化和确保欧洲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是降低相互信任水平的严重挑衅。我们有权质问，这种扩张是针对谁的？”2008年的俄格战争与其说是俄格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北约和俄罗斯矛盾失控的结果。

2021年底，北约重申了2008年确定的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既定方针，这无疑再次勾起了俄罗斯人的恐惧感，直到出现今天的局面。

从西方政客一波又一波“民主”“正义”声中，北约毫无限制地东扩。这一过程也使得北约从和平的天使转变成为战争的根源。对此，西方政治人物也并不否认。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意大利社会学家阿拉基26日在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强调，北约是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他指出，苏联曾经得到北约不东扩的保证，但此后北约却言而无信，一路东扩，已经逼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这是迫使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根源。

要求普京撤出乌克兰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是这么认为的。安倍在任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计进行了27次首脑会谈，二人建立了良好关系，至少他自己认为是深刻了解普京的。安培27日做客富士电视台节目时称，“普京曾多次对我说‘北约不守承诺’”，“他没有对领土的野心，是基于防卫俄罗斯、确保安全的角度出发采取的行动”。安倍被问及普京“进攻”乌克兰的意图时回答称：“普京绝不允许北约扩大，扩大至乌克兰。”他还称，普京在过去的会谈中透露出在美俄关系有关问题上的质疑，他说过“（美国）本来说不扩大北约，却在波兰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北约的未来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拜登“北约说”或者北约的未来，对如下几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美国主导的北约不仅不会像一些政治人物和外交家所希冀的那样会进行自我反思，节制其行为，反而会变得变本加厉。如果局势的发展不出现转变，那么乌克兰战争会促成两个团结，即欧洲的团结，和欧洲与美国的团结。在这一点上，拜登是对的，即北约会变得更强大。

第二，美国主导的北约扩张不会终止。如果普京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小苏联”或者类似的国家集团，那么北约的扩张会遇到阻力。如果那样，欧洲势必进入一个新冷战阶段，或许是一个较小范围的新冷战。但如果如一些人所预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失败，那么，北约就会再一次陷入“历史的终结”的乐观情绪，获得新的扩张动力。应当指出的是，俄罗斯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失败往往是下一次战争的种子。

第三，就美国来说，因为其战略重点在印太地区，北约在欧洲的成功更会加快强化美国建设“亚洲北约”的意志和力度。而这又会为亚洲地区的冲突乃至战争引入巨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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