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在疫情下尤为脆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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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劳动力密集产业和院校的、以园区内宿舍和食堂为典型特征的分工式居住环境，在平常而言效率极高，但在疫情下却尤为脆弱。

最近随着上海疫情的演变，关于疫情和配套的物资保障的议题讨论也多了起来，甚至因为吃不饱饭而在有些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为了讨论疫情期间的物资保障，我们必须考虑这样几个问题——在这些特大城市里的人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生活？而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在疫情下又有什么弱点？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提到中国有一个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往往从户口所在地的农村或者中小城市来到沿海的大城市——有的在劳动力密集型工厂从事流水线工作；有的在高等院校求学；有的刚刚毕业开始职业生涯。这种孤身一人的密集工作形态，带来了一种与之密切相关、密切配合，并为这种工作形态服务的城镇化形态——分工生活。

一种典型的为各位读者所熟知的“分工生活”形态是学校里宿舍、饭堂和教学楼、图书馆等学习场所三点一线的生活。这种生活形态有三个主要特征：

其第一个特征是，生活往往具有高度单一的目的。例如，学校生活的目的非常简单，往往只有一个：学习（或者准备升学考试）。在学校的例子中，参与者（学生）和集体（学校）、组织者（校长）、管理者（老师）的利益相对一致：学生表现好，学校表现也好。劳动力密集工厂的例子与之相似：工人产出更多的产品，工人可以升职加薪，工厂也会享受额外利润。

第二个特征是个体流动性大，个体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学生三年后各奔前程，尚能建立一些友谊（姑且不论各学校的文理分科等进一步拆分的策略）；而企业员工往往合同期不固定，流动性更大。同时，由于需求的期限相对固定，同一年级的学生、同一岗位的工人，在横向之间存在着高度竞争：录取名额（对学生的需求）每一届都有限，排名一名之差，可能就是有书读和没书读、985和211的差别；客户最终订单短期内也有限，你多拿到一批工单，我就必然少做一批。管理者有时候会有意利用这种竞争：学校老师会公开班内排名，甚至实施“重点班”机制；而工厂管理者则以绩效考核和末尾淘汰制筛选员工。

而第三个特征，则是这个高度单一的目的，往往对纪律和秩序的要求很高：在学校当中，如果有人迟到、早退，会干扰课堂纪律而影响其他人学习；而在劳动力密集的流水线工厂上，一个工人的缺席，可以直接打断整条生产线的生产，从而让线上其他工人的劳动付之东流。无论对于其它学生（以及家长）还是工人，抑或是学校和工厂而言，这种行为都是“害群之马”——次品会影响质量声誉，而效率则会影响数量表现。因此，在学校中“好学生”们和其家长会向学校老师要求整治学风，工厂中守纪律的工人支持开除不守纪律的工人——这种对扰乱秩序的惩罚，往往是横向自发和纵向指令相互配合的。

除了从主观上对参与者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以外，组织者也会通过后勤公司，在地块内综合布置的各种设施促进秩序的形成。内部的宿舍和食堂是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宿舍消除了因为路上堵车和地铁故障等通勤原因迟到的可能；饭堂则消除了在居住环境动火、动刀带来的火灾和秩序风险。同时，宿舍和食堂还能降低参与者花在周围任务（例如通勤和烹饪）上的时间，从而引导他们更投入核心目的中去——对学校而言，学生能多上一个小时自习；对企业而言，员工能多开一个小时加班。如果规模更大一点，甚至有自己的厂医、校医，有自己的电影院、体育场馆、理发铺，基本需求一应俱全。

大型企业、学校在内部建立宿舍和食堂，中小企业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城中村就是中小企业想出的办法——很多中小企业本身使用的，是村里自办的工业区。因此，工人的吃住问题，自然也交由所在的村里解决。可以说，无论是大企业自己在土地内建设，还是中小企业将工作委托旁边的村镇，这种分工明确的生活环境都是效率最高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你能看到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口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这种居住方案在平时效率是很高的——它成功在寸土寸金的土地里以合理的成本维持了数百万人口的基本吃住需求，为中国的高速工业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但全国数次的校园和工厂聚集性疫情告诉我们，这种结构在疫情之下非常脆弱。这种脆弱性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人口密集居住，居住环境功能不完整。这种配套居住设施严格上不直接为核心目的服务，属于成本部门，因此自然不能指望学校或者工厂为此赋予太高的优先级。学校和工厂的宿舍多为六人间或八人间，好一点的可能有四人间——但人均面积始终有限。同时，出于防止动刀、动火风险的考虑，宿舍房间内绝大多数不设厨房；而出于防水的考虑，设独立卫生间的也是少数。这种本质上只有一张床而已的居住环境下，居民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食堂等辅助性设施，根本不具备居家隔离的条件。

第二个是人群行动路径基本一致，行程场所交集密切，密接、次密接范围极大。假如园区内有一个人被感染，在同一个房间住宿的、同一时间沐浴、如厕的、同一时间用餐的，至少都是次密接级别。同时，由于绝大多数人都要吃内部食堂，因此一个阳性往往意味着食堂也要暂停供应：而在食堂暂停供应，宿舍又没有厨房的情况下，如何临时调拨食物满足十几万人的饮食，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

第三个是人群缺乏互信。对密接者而言，至少14天上不了课，开不了工，学业表现或者收入必然受到影响。在横向竞争的背景下，这一影响可能非常显著——别的地方可以正常开工、上学，你所在的地方却开不了工，只能上网课的话，失去订单和升学机会的可能性是必然存在的。此时，无论是横向（同学和工友之间）还是纵向（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都普遍会将阳性者的感染归因为目无纪律，而视之为害群之马并加以排挤，从而点燃矛盾。这种横纵之间的排挤和矛盾（无论矛头指向谁），都可能会引起相当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引起群体事件。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这种在大城市围绕劳动力密集产业和院校，以园区内的宿舍和食堂为典型特征的分工式居住环境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必须慎之又慎。去年七月份的东莞（高职院校）、今年二月份的青岛（中学）、三月份的吉林（高职院校）和上海（高等院校等）告诉我们，这种居住环境内的传播范围和速度，都远非普通社区感染可比；而今年的苏州（工业园区）、东莞（工友宿舍）、深圳（城中村）和上海（工业园区）则告诉我们，这种社区一旦遭到疫情，很可能连吃饭都是问题。因此，为了防止工厂和校园内的秩序受到破坏，以严格的动态清零措施维持园区秩序，可能是管理者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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