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香港的象征”天星小轮142年历史或将告终（组图）

43岁的吴先生在大多数工作日都乘坐渡轮从九龙前往香港岛。地铁会快很多，但吴先生更喜欢乘渡轮过海。“在渡轮上感觉好多了，”他一边说，一边呼吸着带咸味的空气。

过去三年，香港经历了许多创伤。2019年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吓走了游客，餐馆和酒店的经营者遭受打击。成千上万的家庭小店因新冠病毒的限制措施而不复存在。但即将失去有142年历史的天星小轮却产生了另一层共鸣。

曾经吴先生要挤着推搡的人群通过吊板，自疫情开始以来，人群消失了。拥有天星小轮的公司表示，现在的乘客太少了，这项服务可能很快就会终止，这座海港城市本身的生活将因此变得黯淡。

“这么多年历史，”24岁的助理船长陈子豪（音）说。“在很多香港人心中，包括我自己，这是香港的象征啦。”

与香港一样，天星小轮曾经是东西方之间的纽带。这是1880年首个按时刻表服务的公共渡轮服务，往返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以及更远一些的中国领土。它的创始人是一名帕西人面包师和商人，几十年前从孟买偷渡到这座城市，当时他乘坐的是一艘驶向中国的船。

在他抵达时，被英国殖民没有多久的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陆地上出现了腐败、毒品和疾病，水上则有海盗和走私活动。一支由欧洲、中国和南亚警察组成的警察部队试图维持秩序。

渡轮的创始人多拉吉·纳奥罗吉·米泰瓦拉将最初的四艘渡轮命名为晓星、晚星、高星和导星。目前的船队包括八艘渡轮，和六十年前创建时相比没多少区别。八艘渡轮的名字中都有一颗“星”字。

天星小轮骚乱成为香港抗议力量的象征，但是现在，当渡轮颠簸着穿过港口，水手拉着铁链放下一块红黄相间的吊板时，对于走下渡轮的零散乘客来说，这段历史似乎并不引人注目。

艾萨克·陈对天星小轮的最初记忆是在50年前，当时他的父母带他出去玩。他说：“它开得很慢，但旅程很愉快。在海上乘船并不容易。”58岁的陈先生在靠近内地边界的新界长大。

现在他每天早上都会乘坐渡轮，他在旧山顶道的一栋住宅楼里当夜班保安，在英国统治的部分期间，中国人无法在这个富人区买房。他说，坐渡轮让他有时间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放松身心。

当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移交给中国时，一些逃到香港的人担心自己得再次逃离。相反，生活还在继续，几十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旅客的中转站，香港继续蓬勃发展。

1972年，香港修建了一条海底隧道后，其他形式的公共交通提供了更快的行程，渡轮也开始更多依赖外国游客，他们想以便宜的方式观光。通勤者和脖子上挂相机的游客有时会并肩坐在一起，欣赏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和传统帆船，以及带着棱角的摩天大楼向着维多利亚山顶升起。

然而，天星小轮将再次见证巨变。

2019年，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和防暴警察之间的对峙，经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戴着头盔和防护镜的抗议者走上街头示威，要求从中国获得政治自由。曾经挤满游客的街道被催泪瓦斯笼罩。

这些冲突招致北京的严厉镇压，标志着天星小轮公司近期财务困境的开始：该公司表示，自抗议活动爆发以来的30个月里，该公司亏损的金额超过了过去30年的收入。尽管渡轮在一天中的某些时段仍然拥挤，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但总体乘客人数仍远低于三年前的水平。

“公司失血过多，我们肯定需要找到出路，”总经理周卓贤表示，他通过媒体呼吁公众，希望在这个由商业大亨建造的城市里，呼救声能够带来一位财力雄厚的投资者。

周卓贤说，去年年底，当他被要求接管天星小轮时，情况正在好转。香港宣布战胜疫情。许多几乎被防疫措施摧毁的小型企业开始计划全面重新开业，之前的那些限制基本上切断了香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一些议员甚至讨论过放宽边境管制。

“刚上任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怎么恢复，”周卓贤说。

然后奥密克戎突破了香港的堡垒，迫使餐馆、酒吧、健身房和学校关闭。“我们讨论的不再是恢复，而是生存模式，”周卓贤说。“一切都变得太快了。”

对助理船长陈子豪来说，水手职业是悠久的家庭传统。他的父亲也是天星小轮的水手，在他小时候给他讲了很多关于大海的故事。他的祖父是一名渔民，也有很多故事。所以，三年前天星小轮有一个实习职位的空缺时，陈子豪就来了。

站在天星小轮饱经风霜的老水手们当中，这位娃娃脸的船长显得格外醒目。他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在水上度过余生。他说，这份工作中他最喜欢的部分是在变幻莫测的洋流中航行，在恶劣的天气中掌舵，每次都开辟出不同的航线。

当浓雾笼罩水面，拥挤的港口能见度下降时，他和船员们必须用耳朵和眼睛来导航。“船头看不到船尾，”他说。

陈子豪解释说，由于渡轮缩短了工作时间，他的早班时间也推迟了一个小时，说话时他年轻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失望。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晚上也会提前两个小时停止运行。乘客翻动渡轮木质座椅的声音小多了。

“有时候就是一个人两个人过海，”陈子豪说，“但我们却是一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