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到崩溃边缘——上海澳洲公民请求领馆协助离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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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极端封锁措施已经实施了为期五周，一些身陷其中的澳大利亚人说，澳大利亚政府为面临困境的公民提供的帮助很少。

穿着防护服的保安员。(Reuters: Aly Song)

自3月以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封锁限制越来越严格，当局试图根除由奥密克戎引发的新一波爆发的新冠疫情。

一个多月后，上海当局声称该市的病例数正在下降。

但是，2500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锁在他们的公寓、小区或工作场所中，不知道何时才能解封。

那些被允许走出小区的人只被获准在附近逗留。

当局还在继续强迫新冠阳性的居民离开他们的家，将他们安置在条件恶劣、拥挤不堪的大规模隔离中心，作为将病例压低到零的政治指令的一部分。

一些澳大利亚人在深夜被小区管理人员、卫生当局和警察敲门，通过施加压力使他们自愿离家，前往隔离中心。

居住在上海的澳大利亚侨民在接受ABC采访时都说，他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们还质疑澳大利亚外交及贸易部（DFAT）是否采取更积极的做法，为被迫离开家或寻求离开上海的公民发声。

在上海生活了15年的澳大利亚商人尼克·欧亭戈（Nick Oettinger）说：“如果我被逮捕了，相比如果我被扔进这些隔离中心，我会得到更好的领事支持。”

“人们被从他们的家里被拖出来，那里的条件不卫生，没有人讲英语，也没有领事渠道。

“当然，联邦政府必须对此事提出外交抗议。”

家庭担心在隔离中心被分离

在新冠检测呈阳性后，一个澳大利亚家庭带着年幼的孩子被迫进入一个大规模隔离中心。为了寻求与其他数百名患者共享空间时能有一些隐私，他们搭建了临时帐篷。

另一个有小孩的家庭在家中多次出现新冠阳性检测结果后，不得不与小区管理方展开了长达两周的斗争，以防止他们被分开。

欧亭歌先生指出，在封锁的最初几周，法国和英国给中国政府写了外交信函，要求在隔离中心不要将父母和孩子分开。

虽然澳大利亚是法国信中列举的30个国家之一，但他认为当地的情况需要更多的回应。

他说：“我认为没有人要求澳大利亚政府骑着白马来拯救我们，但有一些实际的事情他们可以做，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做。”

他说，其中包括为急于离开上海回国的澳大利亚人提供更多帮助。

“领事馆组织一个包机有多难？”他问。

“拿起电话打给澳航，算算账，跟上海的澳大利亚社区说说我们每人要花多少钱？”

两年多前，当新冠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时，澳大利亚政府等几十个国家组织私人包机撤离被困在武汉的本国公民。

两年半之后的当下，商业机票已在销售。

但是数百名澳大利亚人在名为“五月离开”和“六月离开”的微信群中分享信息，他们试图在离开上海的有限的几个航班上，保住为数不多的座位。

令他们更加焦虑的是，航班的经常取消使一些外籍人士滞留在机场，因为小区保安不允许已经离开的居民再度回来。

“我们在这里感到非常孤独”

到本周为止，澳大利亚人安吉丽娜·赖斯（Angelina Rice）与丈夫和四岁的儿子已经在上海度过了两个月的封锁期。

她说：“我们在这里感到非常孤独，不断有‘万一’的问题，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得到什么支持或支援。”

赖斯女士说，在封锁的最初几周，她向澳大利亚上海领事馆寻求建议和信息，询问她是否可以因流产的并发症而离开她的小区去医院治疗。

她说：“他们没有提供前往医院的帮助，也没有保证或回答如果我不能回家，我的家人会怎么样。”

她最终决定不去医院。

她说：“当你真正需要他们的帮助时，澳大利亚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似乎束手无策。

“他们基本上把我们转到澳大利亚外交部的Smart Traveller网站，或者告诉你他们能做的很少，因为你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和接受ABC采访的每个澳大利亚人一样，由于新冠措施，赖斯女士正在考虑离开中国。

但她说，澳大利亚对宠物入境的严格规定是造成离沪变得复杂的另一个实际障碍。

虽然美国已经对逃离上海的美籍公民放宽了携带宠物方面的要求，但澳大利亚仍然坚持在第三国进行严格的三到六个月的检疫要求，一些宠物主人为此被收取每只狗高达两万澳元的费用。

美国放宽规则的举措只是在沪澳大利亚人当前借鉴的一个例子。

许多人认为，法国政府在倡导其公民的权利方面更加坚定。

“澳大利亚方面在电话中给了一些坚实的精神支持，但在回复时间和社区服务的强度方面，无法与法国政府相比，”另一位澳大利亚人说，其家人在新冠检测阳性后和多家领事馆打过交道。

挣扎在上海封锁之下的其他外国人

并非只有澳大利亚的外交人员感受到了在沪外籍人士在封城中的挫败感。

这周，一名英国男子在西岸检疫中心里给朋友们发了一条绝望的求助微信：“给我的大使馆打电话。他们可能什么都不做，但他们要明白我不只是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已经崩溃了。”

另一位居民说，在德国领事馆最近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外籍人士“基本上期望领事馆能强迫航空公司让他们带着宠物飞走”。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看到的信息显示，澳大利亚领事人员正试图提供帮助，但却面临着来自官僚机构压力极大的抵制，。

在一个案例中，一名澳大利亚官员试图与一名有特殊医疗需求的澳大利亚女性所在的居委会交谈，让她能在家里进行隔离，但遭到了拒绝。这名官员表示，第二天将继续尝试。

ABC已与外交部联系，寻求置评。

澳大利亚著名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外交政策专家、前驻北京外交官康思敏（Natasha Kassam）认为，领馆官员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澳大利亚[政府]的帮助是完全合理的，但澳大利亚政府能够提供的领事服务实际非常有限，”她说。

“在紧急情况下，一个不透明、不断改变建议的政治体系下，外交部[能做的]是受到很多限制的。”

卡萨姆女士说这特别困难，因为上海的情形似乎一直在变化中。

“目前并不清楚澳大利亚的发声能对澳大利亚人在上海得到比大多数当地人更好的待遇有什么帮助，不过这总是值得尝试的。”

“这些澳大利亚公民也发现自己身处难堪之中。在双边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的发声在可能不论怎样都没有什么效果。“

DFAT一位发言人告诉ABC，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继续就新冠的应对措施与地方当局直接接触，包括和家庭待遇有关的问题，也包括解决与新冠限制有关的福利问题”。

在一份声明中，该部门还表示，总领馆已向“中国政府高层”提出了对家庭成员分离的关切，并持续在挑战下支持澳大利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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