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山东人，在美国做大学教授，46岁辞职换一种活法，改当农场主（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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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姜铭涛，59岁，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农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读医学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后，并被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过上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体面中产生活。

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我好像是成功了，在象牙塔里爬了二十多年，终于变成家乡父老口中那个争气的孩子。但实验室长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让我身心疲惫，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抑郁。

2009年，46岁的我选择结束科研工作，让下半生换一种活法。我办过球迷俱乐部，做过报社主编，还当过保险销售员，机缘巧合之下，我在美国买了片土地，最终成为一名农场主。

我的农场主要种当地特产花旗参，手里拿的是成熟的五年参。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一个学了20多年医的博士，不好好搞科研却跑去种地，到底咋想的？怎么说呢，用一句调侃的话就是“现在流的汗都是当初脑子进的水”。

当年我16岁上大学，选择学医本来就不是我的初衷，更多是为了出路而非基于兴趣。事实也证明，比起整天在实验室里摆弄一堆药品、试剂和瓶瓶罐罐，我更喜欢开着拖拉机在农场里劳动。

我祖籍山东，1963年在威海乳山银滩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我的父亲因为口才好，能写得一手好字，被选去支援建设大三线，从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身份。我的母亲是一个只上过几天识字班的农村妇女，种地的同时还要拉扯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粮食紧张的时候，她就想办法用地瓜叶、榆钱、槐花填饱我们姐弟几个的肚子。

这是我8岁时，父亲带我去县城拍的照片。

我这人不算勤快，小时候尤其贪玩，但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我只能像个小大人一样跟着母亲去生产队干农活。冬天到大田里翻地、整平；春天到山坡上挖坑、种树；夏秋农忙季节帮着收庄稼、打场，上学路上我都背着个筐，沿路捡粪作肥料。

记得小学四年级参加麦收，我因为干活积极被生产队记了4工分，那会儿一个成年男劳力也才8工分。因为农活干得好经常别夸，我在种地这件事上找到了一种特别的价值感。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学大寨，整天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学校对学习也不是特别重视，三天两头组织我们去参加劳动。有次劳动回来，班主任看着我满头大汗，就夸我“姜铭涛，你真是生产队长的好料子啊！”

后来我在美国农场里开着拖拉机干活的时候，一想到这儿就乐。我这不就是如老师当年所愿，当上生产队长了么？

过去没机会开这玩意儿，如今开起来非常开心。

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有一天我正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忽然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在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恍惚记得说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农、兵等都可以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什么的。同年冬天，乳山县要组建一个冲刺高考的重点班，我因为成绩好被选上了。

班里都是全县各个中学选拔上来的尖子生，第一次上英语课，有个县城的女同学上来就用英语来了个自我介绍，说“My name is XXX, I love 北京天安门!”什么的，说实话我根本不懂，但听着朗朗上口，羡慕得不得了。那时候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乡下孩子就是想学也没那条件。

1995年回乡拍的照片，身后就是我的家乡乳山曹家庄，离乳山一中有20里地。

由于基础相对较差，我开始拼命追赶。慢慢地，各科成绩越来越好，特别是语文和物理，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几次预考都是全班第一或第二。轮到高考的时候，我却出了个岔子。上考场前一天晚上，班主任老师看我没蚊帐就让我去他家睡，一换环境我更睡不着了，快天亮才眯着一会儿。上午第一门考数学，我脑袋昏沉沉的，试卷都没答完，最后只考了65分。

当年总分320分以上可以读全国重点本科，280分以上能选择省级本科。我总分306分，没落榜，却失去很多学校的选择机会。填志愿的时候，班主任跟我说，“铭涛你去学医吧”。我很无知地问，“大学里面还有医学院？”老师说：“嗯，有，你记性好适合学医，这个成绩就报咱省医学院吧。”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高考前，我一直想着自己物理好，也喜欢工科，本打算学个工程专业，以后当个无线电工程师什么的，学医绝对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个选项。我父亲觉得医生这个行业旱涝保收，稳当，也同意报这个。

在那个时候，能上大学的喜悦很快就冲淡了我无法选择工科的失落。再说，对一个16岁的农村孩子来说，比起出路，兴趣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下，我报了山东医学院（现在的山东大学医学院），从此走上学医之路。

我大学期间在校队是5000米长跑运动员，第二排中间是我。

1979年，我来到了省会济南读大学。医学院本科阶段原本是五年制，我入学那年刚好赶上学校响应国家号召，要成立一个六年制的英语医学班。这次又把我选进去了，我很惊讶地问老师：我就考了35分，咋还选中我了呢？老师笑了一下，看着我说：不错啦，很多人才考了十几分。

看来不是我优秀，是其他人更差啊。后来进了英语医学班，我开始专攻英语及基础科目。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英语基础打得很扎实。我两次参加学校竞赛都名列前茅，还作为主持人组织了几期竞赛，语感越来越好。

1985年，本科毕业前我（右三）和同学的合影。

相比英语，主攻的医学专业倒让我觉得少了很多乐趣。学医是个慢功夫活儿，本科阶段的医学知识重在打基础，有点偏文科性质，主要是记忆和理解。正如我高中班主任所说，我记忆力比较好，因此少了一些其他同学挑灯夜战的辛苦，也没有挂过科，但并不是真的喜欢这门学科。当时班里有位同学晕血，学校不得已同意他换了专业，这件事都让我羡慕了好久。

在英语医学班学了六年后，转眼要毕业了，我想着学好临床能进医院当医生，就报考了本校的临床研究生，开始专攻小儿科心脏病医学研究。

那时国内开始流行出国潮，我导师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回来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于1987年参加了托福考试，打算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成绩出来我自己都吓坏了，满分670分，我考了650分，这个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出国前，我在济南拍的出国护照照片。

1988年，我独自来到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开始攻读心脏生理学博士。初到异国他乡的新鲜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就觉得情绪低落，时不时有些压抑。一方面是异国他乡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是被当地的气候条件困扰。

出国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习惯了四季分明的季节，而安大略省在北纬43度，地理位置相当于东北，冬天非常漫长，甚至到了四月底还看不到春暖花开的迹象。

1990年左右的照片，我在加拿大的户外穿着羽绒服。

幸好太太在一年后也来了加拿大，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研究生毕业前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她博士学校原本在美国，后来为了和我团聚转学到加拿大。1995年，我们一起完成了博士学业。毕业后我先在多伦多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太太则考下实习医师资格。

也可能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心理作怪，我内心有一种不到美国留学就没到顶的感觉。不久后，我争取到了去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做博士后的机会，觉得那边发展前景和待遇可能会更好一些。太太如果去美国做医生，机会也会更多一些。权衡之后，我们全家人告别加拿大，于1996年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

1994年、1995年，我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这是1998年全家人的合影。

在威斯康星州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我成功拿到了美国心脏病基金会的基金，转到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当上助理教授，从事心脏保护研究。美国心血管研究领域的旗舰杂志叫《循环研究》，那十年时间，我先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三篇文章。据说2005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老师如果能在这个杂志上发文章，一篇就能拿20万人民币的奖励。

后来我有一项研究成果被美国生理学会杂志采用， 并发社论称其为“里程碑发现”，认为我从理论上指出了线粒体离子通道对心肌保护理论的谬误。这项成果让我打破了对学术权威的迷信，却也因此感到一种失落。

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多少个日夜的煎熬。可能只有热情，才能忽略掉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投入和不对等收益之间的落差，才能克服科研中的那些沮丧时刻。对我而言，从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忽略掉了“兴趣”这个关键因素，可以说一直是在忍耐中前行。

美国助理教授的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签，入职第二年开始，我的基础工资就按百分比减少，收入主要靠科研经费。这意味着我每年都必须做出点成绩来，压力就像山一样压在心里。除此以外，我还要经常参加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每年给研究生讲几次课，哪一件事我都不敢懈怠。即使下班回家，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坐在电脑前忙碌，总感觉每天都在高负荷地运转。

1999年在美国拍的照片，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

每年到了一二月份，我都会出现季节性抑郁，坚持了几年，情绪越来越差，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后来检查发现是内分泌失调导致患上继发性低血糖，吃饭越吃越饿，情绪躁动不安，医生都建议我调养一段时间。

那阵子，我就在想要不要换个活法，真的不想生命再这么浪费了。太太看我这么痛苦，对我说，“既然做得那么不开心，那就不要做了嘛。”于是，我在2007年正式辞去大学教职，开始走出实验室尝试不同的工作，还经常组织华人社区的一些公益活动。

那年7月我看到中国球员易建联被雄鹿队选中，就在华人社区成立了“易建联球迷俱乐部”，因此认识了“姚明球迷俱乐部”的主席谢忠先生，后来他支持我做了华人报纸《密城时报》的主编。与此同时，我还做过一段时间保险投资，学会了与不同行业的人打交道，终于蜕掉了那层书生皮。

2009年，太太受聘到马拉松郡沃索市(Wausau)一家医院任主治医师，我们全家就一起搬过来了。沃索市(Wausau)是马拉松郡的县驻地，Wausau是印第安语，意思是“Far Away Place”（即遥远的地方）。最初是因为威斯康星河流经这里，吸引了早期移民来到这儿生活定居。这段一百多年的历史让我很受触动。美国这么肥沃的土地，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开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做呢？

我在马拉松郡历史博物馆翻拍的，这是该郡成立时留下的照片。

我经常和华人朋友开玩笑，你说咱们中国从800年前的明朝开始，郑和就已经七次下西洋，如果当时再大胆一些，说不定现在美国都说的是汉语，谁是“外乡人”还不一定呢！我想起老辈山东人“闯关东”谋生活的历史， 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我已经“下西洋”了，何不也在这边开疆拓土？

那段时间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太太，她做主治医师后，在经济上给了我选择的机会，让我辞职后无需忧虑眼前的面包和牛奶，可以放开手脚去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刚到马拉松郡的时候，我经常到周边田间、山头去转转，闻着土地、森林和花草的芳香，越来越迷恋那种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恰好那阵子在网上了解到蔬菜大棚，我就萌生了做日光大棚的想法，想学习中国东北的种菜经验，种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国内国外有些朋友知道我们搬到了马拉松郡，经常托我帮他们去买当地特产花旗参。我想它应该是个全球产业，反正都是种地，那不如直接种花旗参好了。

马拉松郡的花旗参产业很发达，这里每年都会召开参农现场交流会。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个道理我深有体会。在马拉松郡，花旗参大多都是家族性产业，种参的经验也是代代相传，一般不传给外人。何况我一个“外乡人”，想在白人农民为主的人参种植行业争一口饭吃，很难。

刚开始，我只做和花旗参有关的营销工作。即便如此，有这么一张华人面孔突然出现在当地的参农群体里，我经常能感受到一些好奇，甚至是异样的眼光。

有次我到参农合作社去拿货，走的时候把支票放在了经理办公桌上，可能他没有看到支票。本来这是个打电话问一下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他却直接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短信，说要通过律师诉讼我，让我感觉到了明显的敌意。

尽管初期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后来还是幸运地遇到了贵人，其中一位名叫大卫，他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位曾三次远赴中东前线的退役上校。大卫是猛客家族参场（Monk Garden）的第三代传人，他的家族来自英格兰，在马拉松郡种参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正是大卫的出现，才给我深入花旗参行业打开了一扇门。

我和大卫上校的合影，我们至今还是亲密的合作伙伴。

我们认识之后越聊越投机，很快就开始谈合作。我利用国内同学、朋友大量的人脉资源，帮他们家参场打开了中国的销售市场，并且与国内一家著名的中医药馆达成合作意向，取得了商标授权。

那几年正赶上国内经济高速发展，花旗参市场也很火热。2009年在本地遇到一位国内商家的采购员，他说现在市场这么好，我们一起种植花旗参吧， 将来我买你的产品。就这样，我“以无知者无畏”的心态开始了创业之路。

从购买农场到学习开拖拉机、种植花旗参、管理农场，我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憧憬着从一介书生脱胎换骨为美国版的生产队长。对于我的选择，当时在朋友圈子里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人为我点赞，也有人表示不解。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我和猛客老爷子波西及儿子保罗交流种植经验。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实验室坐了几十年，突然到田间地头忙活，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从整地、打桩、播种、拉遮阳棚到修理农具、拖拉机都得从头学起， 除了流汗，有时候还会流血。

每开辟一个新的基地，我都难免受点伤，半路出家的水平还赶不上美国农民的童子功。说实话我真不服，想当年十几岁的年纪就能顶半个男劳力，现在有什么不行的？

要说种参最辛苦的力气活，应该算是每年播种后搭遮阳棚的工作，每英亩地要打上168根15厘米粗的木桩，再用300多米长、总重达1吨的钢丝绳搭成架子，用来固定透光透雨的遮阳篷。一根木头50多斤重，都是我自己一趟一趟去扛。忙一天下来身体会很累，不过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我在扛木桩准备搭遮阳棚，一根木头有50多斤重。

搞农业很多时候要靠天吃饭，种参也一样。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在朋友推荐下租了一片处女地，美国农业部的网站上显示这里的土壤性质是沙壤土，特别适合种花旗参，我就赶紧种上了。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发芽时，很多参苗根部都出现了黄色锈斑，说明这里的土壤条件很差。

按理说应该止损放弃，无奈第一年投入太大，我于心不忍就留下了参苗。第三年雪上加霜，遇到倒春寒天气，又冻死30%的参苗；第四年已经无法改变局面，只能想办法弥补损失，收获一部分有机参叶做茶，代价是收获的时候产量只有平常的1/3，可谓损失惨重。

上图是出现异常三年参的地块，和下图丰收的五年参比起来少了太多。

那几年我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天天泡在地里风吹日晒，人也晒黑了不少，但我的心情和身体是越来越好。每天在农场里呼吸着土地的芬香，接触着本分的农民，在田野、山间和各地的花旗参商业圈出入，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色彩，抑郁情绪一去不返。

来自陌生人的帮助，也让我的心态变好了很多。和周围一些老参农交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原本大家怎么都不相信一个医学博士跑来种地当农民，肯定有什么企图吧？接触久了，他们发现我挺实在的，其实也是个像他们一样的大老粗，所以慢慢地都愿意帮我。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国内说的“有人情味儿”。

有一次我批发了8万美元的花旗参发到加州去，本来答应是一个月之后回款，后来对方没有及时回款，到交货款的时间我手头只有4万美元。仓库的老板就帮我垫了剩下的4万，避免了我发生违约，那会儿我才认识仓库老板三个多月，说明我们此前的合作经历让他对我很放心。

每当收获的时候，周边很多农民都会过来兼职帮忙。

这些朋友和我之前在学术圈接触到的高知群体有所不同，不会张口就是学术，一聊就是理想。他们更加务实，更容易满足，所以快乐来很简单，相处起来完全不会有心理负担。

在我交往的本地朋友里，有一个叫Bob的“奇人”，他文化程度不高，主要从事养殖及狩猎、采参。刚认识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来要给我办公室装饰一个稀有的孔雀模型，令我很感动。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养的孔雀被冻死了，不得已才做成模型找我这种人买单。后来我们成了密友，我经常拿这事调侃Bob，而他每年都给我带来熊肉还有貂皮、熊皮这些好货。

从Bob身上，我见识了美国农民的精明能干，也学到了很多生活知识。有次Bob看见我那辆车刹车有偏差，二话不说直接爬到车底，用一枚钉子就解决了一侧液压漏油的问题，看得我这书生目瞪口呆。这些实用的生活技能，都是我过去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学到的。

我的老朋友Bob，很热情地帮我修好刹车。

平时除了待在农场，我还经常参加当地的各种野外活动，比如每年9月1日开始的野山参采集季，很多周边的农民都会进山采参，我也不例外。在美国，各州及联邦法律规定对进山采参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会规定多少大小的不准采集；所有采到的参都不能私人买卖，必须由经纪人收货并注册认证。

看似不起眼的采参活动，实则有可能丢了性命，因为美国法律规定，除了国家森林与公园之外的地方都不准采集，私人领地同样不许进入。曾经有两兄弟进山采参后失踪，我们猜测有很大可能是跑到他人领地偷参被打死了。

为了安全起见，每次进山我都会雇一位印第安人“老把头”做向导带我去，我称呼他“肯老大”。肯老大除了做向导，还是一位艺术家，人活得非常洒脱，从不攒钱，导致经常入不敷出。离婚后他因为付不起孩子抚养费三次被投进监狱，每次这家伙都写信向我求助。今年7月，我又去监狱帮他付了967美元的费用，还帮他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

印第安向导“肯老大”带我进山采参。

到了冬季，我所在的威斯康星州还会举行为期十天的猎枪狩鹿季节，这是当地持续了百年的一项传统，一般都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爷爷、爸爸负责给儿孙传授狩猎技巧。根据州自然资源厅发布的数据，威斯康星大约两三百万头鹿，预计每年有20万头左右的鹿允许被合法狩猎，以维持生态平衡。

为了能近距离体验狩猎活动，我也申请过狩鹿执照，并且接受了几个小时的枪支使用和安全教程培训。那天不到凌晨6点就起床出发，还要按规定穿上醒目的荧光橙色外套，防止被其他猎手当成鹿误伤。

鹿的嗅觉很灵敏，我头天晚上洗澡都特意没用沐浴露，就怕第二天被鹿闻到吓跑，可惜还是空手而归。之后几年我又试过很多次，经验多了，也会有一些不走运的鹿撞到我枪口下，那种“老猎手”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带着我的来复枪去森林。

除了参加这些户外活动，我还在坚持做公益。2017年，参场种植完还余了不少种子，我想不如把剩下的种子都送给大家吧。美国各地其实有很多贫困山民是买不起种子的，有的连银行户头都没有。那年我一共送出去价值近10万人民币的种子，帮助到几百户山民。

过去五年，我又免费向上千山民发放了1200万粒花旗参种子。按照十年之后10%的生存率粗略计算，将来至少可以带来大概500万美元的收益。

这些种子可以继续繁殖，不断繁殖，影响未来几代人。有个山民很认真地跟我说，“铭博（Dr. Ming）啊，将来我的孙子来找你的孙子卖野山参好不好啊？”，说完大家都开心大笑。别说，或许几十年后这个愿景还真能实现。

2022年10月，芝加哥华语论坛报授予我“中美人民友谊贡献奖”，以鼓励我做出的点滴贡献。

美国流行一个词儿叫“红脖子”，它是形容那些脖子被太阳晒得通红的白人农民，有种大老粗的意味在里面。现在我就是一个典型的“黄脖子”，生活简单，也算在喜欢的领域做出了一些成果。最早我只有两万美金起始资金和一把铁锨，如今发展出了5个种植基地、1个加工厂，还有自己的花旗参品牌。

种参的人都知道，人参味苦，通常三年开花，五六年才能结果，开花容易结果难。人生亦如人参，或是厚积薄发或是劫后余生，总要深深地扎根下去，经历那些难熬的日子，才能真正体会到结果的快乐。

有句话叫“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能做喜欢的事情，同时有余力可以回馈社会，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满足。我很庆幸自己在13年前选择走出书斋，回归自然。这是一场寻根之旅，让我开垦出了一片天地，找到了自己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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