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国企员工怒骂领导”为何引燃舆论?(组图)
在中国法定假日清明节(4月4日),一连串关于“中国电科清明节强制加班,员工怒怼领导”的聊天记录引燃舆论。
对于网传消息中的强制加班问题,很多网民表示感同身受,当地总工会展开调查,中国电科则称,聊天记录中所涉单位与员工并不属于公司。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张聊天截图又为何能够让网络舆论沸腾?
“员工大骂领导”
网传聊天截图显示,在两个分别名为“CETC-软件开发课”和“CETC成都事业部”的微信工作群组内,一名陈姓员工因分管领导强制安排清明加班而暴怒,并把自己长期累积的怨气一并发泄出来。
在“CETC成都事业部”群组中,陈姓员工因分管领导强制安排清明加班而暴怒,并把自己长期累积的怨气一并发泄出来。(微信截图)
这名员工称,自己全部门同事整月早上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严重违反劳动法,而这些加班多数情况是无意义的,“流程一天就可以搞定,非要拖四天,然后玩命地催你赶出来”。
在被分管领导威胁要报告给大领导后,这名员工更是火力全开,痛批两名分管领导长期侵占员工的劳动成果、逼迫员工加班自己却去休闲娱乐,还指分管领导是高层的亲戚,因此平日里作威作福。
说出这些话的员工还称“明天坐等人事来辞退我”,得到了很多同事的响应,纷纷表示“要走一起走”,在群里呈现刷屏之势。
后续截图可见,该公司大领导发话,请大家“早点休息,消消气”,并称第二天上午开全体会议,“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事件的最后结果是两名分管领导道歉,陈姓员工离职,其他要和他“一起走”的同事,大部分继续留在公司。
截图引燃舆论 真相扑朔迷离
“员工怒拒加班大骂领导”一事迅速引燃舆论,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不少网民表示,陈某“喊出了打工人的心声”,还有网民查出,截图中的单位是中国电科成都区软件开发事业部。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电科的全称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简称CETC),是一家由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主要业务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软件开发及应用、电子技术研究及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等。
对于这起事件,中国电科星期三(4月5日)晚回应称,经认真排查,网传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涉单位和人员,非集团公司所属成员单位和员工。对于传播、扩散虚假不实信息的行为,集团公司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四川省总工会星期四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网传事件并非发生在今年清明节前夕,而是发生于去年;网传的“因加班怼领导员工”不属于中国电科成都所员工,应是外地某城市的人员。
对于事件的真实性,有人认为,不排除截图是别有用心的人伪造,故意挑起网民敏感神经;也有人认为,聊天截图中的员工可能是中国电科的编制外员工或外包项目人员,声明有撇清责任之嫌。
加班是中国年轻人的痛点
强制加班、过劳工作、怒骂领导......一则真假难辨的网络消息能迅速传播,无疑有刺到年轻人痛点的元素。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行业发生过多起年轻员工因加班过劳导致猝死的事件,引发对“996工作制”的讨论与质疑。
所谓“996工作制”,即上午9时上班、晚上9时下班、一周工作六天。而这次事件中,员工投诉“早上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如果所述属实,比起“996工作制”还要极端。
中国有关部门近年来已加大力度整治过度加班问题。2021年,中国人社部和最高法联合发布了超时加班典型案例;去年3月至5月,北京等九个省市的人社部门开展了超时加班集中排查整治。如今,在公开场合宣扬“996是福报”之类的声音已基本消失,但加班现象在中国职场上依然普遍。
中国社会竞争激烈,职场加班文化蔓延,很多年轻人心里反感但又被迫接受这样的“内卷”(被迫参与高强度恶性竞争)文化,除了少数人激烈反抗,更多年轻人选择“摸鱼”(出工不出力)和“躺平”(放弃奋斗无欲无求)。
包括职场加班在内的普遍性“内卷”社会氛围,也是中国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迪洋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自愿加班和有偿加班,非自愿加班与无偿加班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春泥、潘修明今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超时工作挤压了中国青年的私人生活空间,造成工作与家庭冲突,影响男性的性生活满意度和女性的生育意愿。
中国出生人口近年来不断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不高。图为北京景山公园内老人带着小孩散步。(中新社)
国企加班问题可能比私企更严重
这起事件引燃舆论,除了加班现象引起年轻人共鸣外,还与国(央)企的特殊性有关。
一般认知里,加班过劳只会发生在“资本家”开设的私企,事实上,在中国国企、事业单位、机关里,加班也屡见不鲜,往往还因为单位性质的特殊而更加隐蔽,甚至更加严重。
《环球时报》原总编辑胡锡进评论指出,前几年互联网平台的“996”引发强烈不满,很多民营企业做了调整。国企因为工作相对稳定,很多员工对表达意见更有顾虑,一些管理人员有意无意将此当成了在加班等问题上压员工服从的筹码,致使有些国企的加班问题比民企还要严重。
胡锡进认为,不少国企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所困,开会多,请示汇报和批准传达,挤占了单位内部的很多工作时间,只好用加班加点完成正常的业务工作。另外,国企里编制工与合同工身份的不同,也让内部管理变得复杂。
时政评论大V“海边的西塞罗”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中评论指出,国企员工对加班的怨气更重,在于国企的奖惩与晋升机制不够透明。
“海边的西塞罗”写道,私企希望员工加班时,有时会采用简单有效的金钱激励方式,这在国企很难实施;另一方面,以加班苦干换取晋升机会,在国企里也未必行得通,和领导的关系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避免三输困境
“国企员工怒骂领导”,这起事件真相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它所引起的舆情、所反映出的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
过度加班问题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而是关乎个人、企业、社会三者长期发展的问题。对个人来说,身心健康受损害,职业发展也不可持续;对企业来说,员工大发怨气会影响团结,员工“躺平”和“摸鱼”也会影响效率;对社会来说,年轻人普遍超时工作会进一步影响生育率,更难挽回人口下跌趋势。三方必须共同努力,才能摆脱“三输”的困境。否则,“怒骂领导”也只不过是出一时之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