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二战日军性奴最后一批幸存者呼吁“不要忘记我们”(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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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皮拉尔·加朗(Pilar Galang)拄着拐杖进入一个满是八旬妇女的房间时,她突然不记得自己为什么穿着她最喜欢的花裙子。这位88岁的老妇看了她的嫂嫂玛丽亚·奎兰唐(Maria Quilantang)一眼,这是一个提示,让她记忆重新回来。这两个女人又一次参加了二战时期的“慰安妇”聚会,而所谓的慰安妇是那些被迫进入二战日军在韩国、菲律宾、台湾、中国和印尼军事妓院的女人。
在马帕尼基(Mapaniqui)这个菲律宾的农村,大约有20多位妇女,是菲律宾的最后一批慰安妇幸存者。
年幼时,她们被从家中带走,在灰尘飞扬的道路上被拖着关进一个红色的房子,反复遭到日军强暴。现在她们已经80或90多岁,仍为了从日本获得公开道歉和赔偿而奋斗。
图像来源,Virma Simonette/ BBC 皮拉尔·加朗(右)与嫂嫂玛丽亚。
但这些心愿都在数十年来一直无法实现。
她们向愿意聆听的人讲述自己的创伤,希望自己即使记忆逐渐模糊,也不会被世界遗忘。
当时他们有将近20万人,大多数是韩国人。在韩国,他们的数量现在已经减少到九人。台湾最后一位已知的慰安妇幸存者在今年5月去世。日本拒绝面对其战时过去和支付赔偿金,这一点一直是该国与邻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源头。
在1951年与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中,菲律宾同意放弃对战时赔偿的索偿权。尽管这些前慰安妇表示不承认这一点,但菲律宾作为日本的主要发展援助来源,一直不愿意向东京施加压力。
图像来源,Virma Simonette/ BBC 许多当地女子被从家中带走,在灰尘飞扬的道路上被拖着关押进入一个红色的房子,反复遭到日军强暴。
“我们希望在我们去世之前能获得正义,”要求索偿的慰安妇中的“组长”,也是最直言不讳的玛丽亚告诉BBC,“我们只剩下几个人,而且我们都已经走入暮年。”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这个自称为 “Malaya Lolas”(自由祖母)的团体,以菲律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用缓慢的无伴奏诗句来说唱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我们哭泣,我们乞求一点同情。他们那野蛮的心只渴望满足。在我14岁时,我被狠毒地侵害了......” 这个团体唱道。
玛丽亚则开始说些笑话,让其他祖母们感到轻松些。她告诉她们,在观众面前唱歌,跟平常唱卡拉OK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咀嚼槟榔可以舒缓一切焦虑。
之后,她变得严肃起来。她八岁时在那个位于稻田中间的红房子里被强暴。直到今天,她每次从高速公路对面看到那座房子时伤痛都会涌现。因为,那间残破的房子仍然在那边屹立不倒,现在吸引着对鬼怪故事感到好奇的人士和一些历史学家。
在这些祖母们居住的村子,还有许多二战时期就存在现已残破的房子。村庄位于首都马尼拉以北两小时车程的坎达巴(Candaba)镇,盛产鸭蛋和养殖鲫鱼,现在不再以其过往黑暗的战时历史而闻名。
玛丽亚说这场灾难夺走了她的童年,以及原本可以有的良好教育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玛丽亚告诉BBC,其他日常平凡的事物也会引发她的过往回忆。当她看到被雨水浸湿的土壤时,她会回忆起被囚禁期间,她唯一的饮水来源是犁耕稻田的水牛踩过,留下的深深脚印中的水。
她说,“我们背负着相当沉重的负担”。
“但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
玛丽亚说这场灾难夺走了她的童年,以及原本可以有的良好教育和幸福的家庭生活,但她的父亲在战争中去世:我本可以穿漂亮的衣服,成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相反,我们不断地搬家,一直害怕日本人。”
然而,她自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农民并且组建了家庭。许多其他菲律宾慰安妇在社区和自己的家庭中遭受歧视。
图像来源,Virma Simonette/ BBC
克鲁斯女士:94岁的她是这个慰安妇团体中年纪最大的人之一。
马克西玛·德·拉·克鲁斯女士(Maxima dela Cruz)也非常希望参加当天下午的聚会,但她无法参加,因为她卧床不起。94岁的她是这个团体中年纪最大的人之一。
她透过家中的窗户看着马帕尼基镇的悠闲日子过去。在年轻时,她是“自由祖母”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
“我参加过这么多抗议活动。我去过日本、香港,甚至欧洲,”她说道。
“律师帮助我们到了这些地方。虽然我的身体现在虚弱,但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仍然清晰,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图像来源,Virma Simonette/ BBC 这个村庄有痛苦的历史。
克鲁兹表示,战后,她被迫工作,无法上学,因为她必须在父母的农场帮忙。她16岁结婚时,她清楚地记得家人分享了一整只鸡,而不是举行婚宴。
“如果日本能给我们一点生活费就好了,”她说道。
对于“自由祖母”来说,回忆过去总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他们的律师弗吉尼亚·苏亚雷斯(Virginia Suarez)告诉记者。
“对她们来说,以歌曲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是非常解脱的。当你经历了她们经历的事情,你无法保持沉默。因为那会是额外的折磨,” 苏亚雷斯补充说。
日本坚持菲律宾妇女寻求赔偿必须得到菲律宾政府的支持。“自由祖母”曾向菲律宾政府提出相关要求,甚至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未能成功。
2019年韩国公布已知最早的慰安妇影像
“自由祖母”们向“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提出申诉,该委员会在今年3月裁定马尼拉必须对这些祖母进行赔偿,并为他们数十年的苦难和被歧视的际遇公开道歉。
“对这些在菲律宾过去被噤声、被忽视、被忽略并被抹去历史的受害者来说,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时刻,”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马里恩·贝塞尔(Marion Bethel)表示。
苏亚雷斯律师表示,自从CEDAW的裁决以来,政府机构已向她的客户发放了数千披索的援助。但她补充说,她们将永远不会停止争取日本的道歉。
另外一名菲律宾的前慰安妇。
“对于‘自由祖母’来说,道歉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对错误作为的承认,”她说。
她又强调,“日本对她们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世界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日方该为此付出代价。”
对玛丽亚来说,只要有人愿意聆听,她们的战斗就会继续。“我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朋友团体,也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我们想要正义。只要有人邀请我们,我们就会继续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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