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全球化的衰退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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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证据，趋势一目了然。

从欧洲到印度的农民骚乱，到发达国家政治走向极端，以及中东和非洲持续不断的冲突，政治动荡似乎正在加剧。

在美国，这个曾经的自由市场企业堡垒，一位面临多项刑事指控且执政记录不佳的人正在成为赢得今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并再次将美国的目光牢牢转向国内。

时隔40年之后，全球超级大国再次公开相互较劲。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被拿了出手。贸易日益成为首选武器，无论是通过制裁和关税，还是通过优惠国协议，贸易正日益将全球分割开来。

当中国对澳大利亚除铁矿石以外的所有出口产品一概拒之门外时，澳大利亚就感受到了这种转变的锋芒。而中国不拒绝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是因为他们没法从其他地方获得这种资源。

一些人认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世界正在退回到不确定性、猜疑和恐惧主导言论的时代。

这一趋势助长了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崛起，他们许诺的救赎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

而这并非没有代价。军事集结可能代价高昂，但从开放贸易中撤出则会带来风险，即30年的良性通胀时代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甚至我们也已经开始了这段旅程。作为最开放的贸易国之一，我们几乎没有关税和保护措施，现在我们正通过最近宣布的“未来澳大利亚制造”政策来拥抱新的全球氛围。

但是，是什么导致了命运齿轮的逆转？过去30年的成败中我们又是否吸取了教训？

财富逐级渗透发生什么了？

虽然主要在幕后工作，但经济学家帮助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以模型为配备，用其论点的确定性影响政治和公众思想。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经济学家经常会出错，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完全无法预测的人类。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即使是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会被人类最大的缺点之一所愚弄。

不因为拥有一定程度可能是有益的，就意味着多多益善。

从理论上看，转向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无疑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都制造或提供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并从由此带来的效率中获益。

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比较优势理论。

但正如纽约洋基队名宿尤吉·贝拉（Yogi Berra）曾经说的：“理论上，理论和实践没有区别。但在实践中却有区别。”

毋庸置疑，几十年来的放松管制、私有化和拆除贸易壁垒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红利。

但是，经济学家们在热衷于推动不断加速的变革时，却忽略了其学科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们忘了考虑利益会被如何分配。

他们并不关心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分享这些新发现的财富，而是合理地认为，在一个放松管制的小政府世界里，财富会逐层“渗透”整个社会。

全球化帮助第三世界经济体的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并使西方国家的消费品变得异常便宜。但它也导致了工业从西方突然向东方的巨大转移。

获得廉价商品是件好事。没有收入则不然。

减轻痛苦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最早提出担忧的人之一。早在本世纪初，他的第一本书就名为《全球化是否已经走得太远》（Has Globalisation Gone Too Far）。

大约六年前，他又写了一本《贸易直言》（Straight Talk on Trade），开篇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要为唐纳德·特朗普令人震惊地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负责吗？”

可以想象，他在同行中并不受欢迎。但他的论点是不可否认的，即各国政府在急于推动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时，没有照顾到选举他们的人民。

在美国各地，重工业关闭并向海外转移，使其制造业中心的整个社区遭到破坏，不平等现象加剧。

拜登政府通过《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计划从现在到2050年向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约合7.48万亿澳元）的巨额财政刺激，就是为了扭转这些趋势。

拜登政府还对中国征收关税和采取其他保护主义措施，以阻挠中国的技术进步，上周还对价值18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如何报复。

澳大利亚的表现好于大多数国家，尽管从惠特拉姆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决定削减关税开始澳大利亚政府也采取大幅削减保护措施。1960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约 5%。

也许我们及早开始的决定有助于分散痛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衰落要缓慢得多。

采矿业目前占我国产出的14%以上，而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则紧随其后。而且，我们的大部分就业都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

采矿业的工作报酬很高，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的施工期间，但一旦投入运营，这些工作就会高度机械化。住房建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往往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澳大利亚能玩这个游戏吗？

联邦政府似乎是这么认为的。在上周的预算中，联邦政府为其展示的“未来澳大利亚制造”政策（Future Made in Australia）拨出了227亿澳元的专款，其中绝大部分将用于将澳大利亚改造成一个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

大部分支出将以税收优惠的形式出现，用于绿色氢能、绿色金属、低碳液体燃料和关键矿物。

但也会有现金用于帮助建立新的产业。这让一些经济学家忧心忡忡，尤其是因为在过去40年里，我们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出售从发电厂、公路到银行、保险公司、政府实验室、电信和航空公司的一切资产。

引用古老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说——这一应用不善的理论一直主导着政策——他们认为我们无法用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与中国竞争。

政府的直接投资计划并非没有风险。而且，这可能会导致不断要求继续提供支持。

即使在15年前矿业繁荣令澳元一路高歌猛进并扼杀了我们仅存的制造业基础之前，底特律三巨头和丰田公司在澳大利亚生产汽车时就已经将澳大利亚历届政府置于别无选择的境地。

他们不断威胁说，要么付钱，要么我们走人。最终，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保护主义转变对我们有利。美国寻求关键矿产的供应，并决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从而令美国政府向澳大利亚企业提供赠款。

但是，鉴于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紧张关系的任何升级都会使我们处于交叉火力中。

最终，我们可能会被迫选边站。我们可能需要更加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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