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下的爱与隔阂：乌东导演致陌生国与家的一封信（图）

世代间的政治立场歧异几乎是每个国家必然面临的问题，因为人们经历不同的成长背景、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自然养成了不同的价值选择。而部分尚未走出历史伤痕、尚未成为正常国家的新生民主国家，则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分裂的国族认同。

这些问题在多数时候都被埋藏在生活琐事之下，但当选举到来，口号与标语鼓动人们表现自己的政治偏好时，世代裂痕便会扩大，这是民主国家无可避免的成长过程，而社会就是在一次次撕裂与愈合中向前。

然而，如今的乌克兰面临的却是一次永久性的创伤。俄乌战火连绵，人们的身体与灵魂也如同被轰炸过的城市愈趋残破。

2024年台湾国际女性影展选映乌克兰导演斯维兰娜.利钦斯卡（Svitlana Lishchynska）的首部长片，在众多关于俄乌战争、俄乌关系的电影中，本片视角显得独特，它由乌克兰四代女性的故事组成，它拍摄了乌克兰亲俄地区、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在经历战争后，心境与身份认同上的转变。

▌档案里不再存在的国家

本片从女性的生命经验出发，展现了外在情势的变化如何悄然无声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导演结合了档案影像与家庭影像，不只呈现乌克兰东南边境的马立波今昔变化，也折射出人们面对时代巨变的无力感。

斯维兰娜的母亲于1968年的“马立波，乌克兰，苏联”举行婚礼，那是苏联即将迈入国家发展停滞的时代，也是东欧各国即将被布里兹涅夫主义侵蚀的时代，但影像里头欢乐的氛围，就如同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斯维兰娜在1991年10月结婚，那是苏联的末日，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许多加盟共和国都已经独立，苏联神话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笑料，人们以为自己摆脱了极权，迈向更自由的未来，却没想到自己长久以来浸淫的教育与价值体系，仍然深刻影响往后的人生。

如此深入而脉络性地了解自身家庭的人生经历与价值选择，正是本片的温柔之处，这般叙事结构来自于导演试图理解她身边“最亲密的陌生人”。正如本片的英文片名“A Bit of a Stranger”，“陌生”是导演家人之间的感受，也是乌东人对乌克兰的感受，当国家失序，家庭似乎成为人们生活中少数可以掌控的范围，希望彼此的连结能够更为紧密，人们对于自己是谁、将要去哪里的思考变得更为强烈。

斯维兰娜年轻时前往基辅，缺席女儿莎夏的成长过程，更因此与家庭变得疏离，她在乌克兰的电视频道工作，学习从一个苏联人变成乌克兰公民。1970年出生的她，经历了苏联的黄昏与新生的乌克兰。如今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斯维兰娜的母亲仍缅怀苏联时期，莎夏从小由祖母带大，1993年出世的她，生于民主的乌克兰，却向往文化输出更于强势的邻国俄罗斯，更不认为战争会来临，直到战争爆发，莎夏的世界崩解， 她一直以来对俄罗斯抱有极大的好感与善意，如今这个国家却杀死了她的友人，她陷入严重的价值观失调。

▌不相容的历史记忆

在乌克兰，所有的日常闲谈都隐含政治性，包括将孩子送往乌克兰学校与否、在生活中更偏好乌克兰或俄罗斯的文化等等。即使是家人，在战争时期都很难将这些问题轻轻放下，若选择对家人更为刻薄一些，连关起门来在家里讲俄语都可以互相批判。

斯维兰娜选择真实的呈现这些矛盾，因为这对她来说是破解俄罗斯宣传的一种方式。她深刻挖掘“乌东人的身份认同”，这是一个亲俄、俄罗斯化的地区，但这里也经历过1932-1933年的大饥荒，与苏联当局的迫害，创伤早已深植在人们的血液里。对于乌东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身份能够代表他们，他们生活在乌克兰这个国家，但感受不到自己的乌克兰认同，他们在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更靠近俄罗斯，却也深刻理解自己不属于俄国。这里仿佛一块遗世独立的荒原，人们总感觉在自己的土地上却像个外国人，失了根，徒留空虚，也不知道如何去爱。

斯维兰娜的母亲缅怀苏联时期，但她却深刻认同自己是乌克兰人，外人认为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却是她最坚定的身份认同。莎夏毕业于马立波唯一的乌克兰学校，学习了乌克兰的语言、文学、历史，但莎夏对乌克兰却没有归属感。

乌克兰国内并非只有单一族裔，使用语言也因地域而有明显差异，乌克兰的身份认同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就可以解释，更无法单纯的以世代、社会阶级⋯⋯等任何一个指标来衡量与定义。当莎夏移居英国，她开始让女儿听乌克兰歌曲，但这也不代表她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了，身份认同在他们身上并非0或1这样明确，有时或许更像光谱，而他们从未在上头找到自己的定位。

▌乌克兰漫长的国族建构之路

寻找统一的身份认同是乌克兰国族建构的目标，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国家里每个人不同的身份背景与成长记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在斯维兰娜一家显露无遗，简单地将人二分非常容易──“讲俄语、俄语母语者等于亲俄、等于认同自己是俄国人”是条容易被接受的公式，导演认为接受这样的说法对于乌克兰的国族认同建构不一定有利，反倒是会给了俄罗斯宣传的空间。

本片在柏林影展首映，有个来自顿内茨克的女孩告诉导演，看完这部电影，她似乎可以呼吸了。正因为乌东人不像典型的乌克兰人，因此对他们而言，他们原本的面目被看见、被接受非常重要，包括他们的背景、创伤与历史悲剧，有时候他们拒绝认同自己是乌克兰人，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正确的”乌克兰人批判，并不代表他们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而社会中长期以来的误解与拒绝对话，更加大了裂痕。

在斯维兰娜一家，母亲Valya的身份认同是最为坚韧、完整的，她有哥萨克血统，并一直认同自己是个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无太多好感，虽然缅怀苏联时期，但自我的身份认同却十分明确。而斯维兰娜比起母亲并没有那样完好，莎夏则更为残破，拍摄这部电影是重新拼凑的过程，也是本片的创作宗旨。这样的讨论在战争时期尤其艰难但无法避免，如果未来乌东重新回到乌克兰的控制之下，理解这里的人们会是乌克兰政府与全体社会非常重要的课题。

乌克兰的不同地区拥有相异的历史记忆，有的地方经历大饥荒，有人的祖先为了独立浴血，他们受到不同的帝国影响，曾被不同的文化势力笼罩，甚至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地区“成为乌克兰”的时间不尽相同，而正视这些差异与尊重这些经历，正是这部电影想传达的价值。

在本片最后，斯维兰娜思索著这个国家是否还能去爱，对她而言，学习变得自由意味着学习去爱，所以她选择留在乌克兰。她思索著自己在苏联学到的价值观是否又将卷土重来，这是乌克兰面临的问题，小至亲族，大至社会，在为自由而战的路上，他们都正艰难地学习如何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