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三重悲剧

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他一生经历了三重悲剧。

第一重悲剧：困于“书斋”的牢笼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此时想来仍觉不无道理，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我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就是这个意思。

陈寅恪不只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

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

其实仔细想来，这种抱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世事险恶，时局多难，知识阶层中人有什么本事去抚平这跌宕翻滚的恶浪？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

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我实在不知道。

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

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但这实在只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

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

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第二重悲剧：无人理解的孤寂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是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的，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

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

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绕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