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杜聿明宋希濂等人被特赦后，在里面待着的人不服了

“凭什么杜聿明、宋希濂他们可以出去，我不能！”“是不是谁以前官大，谁就可以优先？”“哼！我看是谁有用谁出去，我们这人都没用……”

北京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礼堂里，当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宣读完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后，寂静的会场马上变得一片嘈杂，在座的一百多名国民党战犯群情激动：

在特赦名单里的难掩狂喜、泪流满面，不在名单里的愤愤不平、牢骚满腹，整个会议礼堂犹如一口煮沸的大锅，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宣泄着此刻的心情……这是1959年12月4日上午，新中国成立后的战争罪犯特赦就此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呼和浩特多地战犯管理所都在召开着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赦大会。

这是一群曾经为虎作伥与人民为敌的人，也是我人民军队与之多年血肉搏杀的人，

如今在新中国人民政权下，他们得到了特赦重生的机会。这背后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这些战争罪犯们未来命运又将如何？

让我们把时间指针从嘈杂的会场上再回拨三年，一起重温一下这段难忘的历史。

1956年1月11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的北京战犯管理所又迎来了一批新的犯人。他们虽穿着普通，但神情倨傲，一看就不像普通人。

那些稍早进来的战犯在院子里看到他们，脸上都不禁露出复杂的表情：有惊讶，有欣喜，也有激动……他们相互打着招呼，每个人眼睛里都隐含着无法言说的内容。

他们都是在国共内战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其中有军衔高至上将的国统时期江西省、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

，有手握东北、徐州两大战区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国民党“剿总”中将副司令

杜聿明

，有国民党嫡系主力部队总司令陆军中将

王耀武

，还有曾获国民党“青天白日勋章”的黄埔一期“鹰犬将军”

宋希濂

凡是能关押于此的国民党战犯，文官职务均不低于省主席，武官军衔均在将级以上，每个人都曾是把持一方的枭雄。

为加强国民党战犯改造，195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被俘前身份、职务较高的国民党战犯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统一管理。这样，内战之后原本被分散关押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大佬们得以齐聚功德林。

昔日各自叱咤风云，今日同为阶下之囚，见面之后每个人心中的失意感慨都溢于言表。

很多人表面淡定，但内心惴惴不安，不知道接下来将会面临怎样的惩治。为打消大家的顾虑，管理处工作人员做了统一解释：“政府之所以把大家集中到这里，是要实行宽大改造政策，而并非秋后算账。”

但管理人员的话并没有人相信，在这群人眼里这只不过是共产党掩人耳目的说辞罢了。

刚到功德林的杜聿明，就是众多持有这种观点的战犯中的一员。那时候的他脑中还带着对蒋介石的愚忠，加之多年征战导致的满身病痛以及对战争失败的沮丧，杜聿明心情极度失落、消沉。

有一次，他的老部下文强在院中遇着他，跟他寒暄起了身体状况，

杜聿明

摇了摇头，皱着眉说：“我是活一天算一天，我所想到的是一个‘死’字，只有一死才能报答校长培植的大恩，我当死不死，留此残生何益。”

“这里俨然是阴森可怕的正规监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到这里都会感到窒息。”这是曾担任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的

郑庭笈

写下的他刚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的第一印象。

郑庭笈所提到的这所“阴森可怕的正规监狱”前身正是国民党用来关押“政治犯”的“北平第二监狱”。如今这里被共产党所接管，更名为“北京战犯管理所”，但老百姓依然习惯性地称之为“功德林监狱”。

郑庭笈

国民党对待被捕共产党人的态度举世皆知，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志士曾在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监狱中被杀害，革命先驱

李大钊

同志就是在这所“北平第二监狱”里被迫害致死的。

在这群被俘国民党高官的认知里，监狱和囚犯之间就应该是折磨和被折磨的关系，很多人都做好了承受和自己当年施加给被捕共产党人一样待遇的心理准备。

李大钊

然而，现实情况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战犯管理所内部环境已与当初的国民党“第二监狱”大不相同，地板和墙壁被重新粉刷，四处变得整洁明亮、井然有序。监舍房屋之间还辟有花园，各种植物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在吃的方面，战犯们每天以大米白面为主，没有限量。逢年过节，还会增加鱼肉荤腥进行改善。最令他们意外的是，他们的伙食标准竟然比负责看管他们的管理人员还要高。

管理所内还设有俱乐部，战犯们闲暇时候可以在这里打球、下棋、打扑克，每周还统一组织看电影；另有各种书籍报刊，供他们陶冶性情，及时了解外部信息。

在提供良好生活保障的同时，战犯们每天都进行政治思想学习和劳动改造，管理所还经常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生活上的优渥保障和思想上的除旧布新，逐渐使战犯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他们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对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态度从敌视变为接受，对学习改造也从抗拒变为积极。

战犯们的学习风气逐渐变得浓郁起来，他们相互之间互称同学，还成立了包含13个学习小组的学委会，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这几个国民党资深大佬都成为学委会成员。

这其中郑庭笈的变化最为明显，他不再像刚进来时那样忐忑不安，而是变成了学习劳动积极分子，还当上了学委会第八组组长。他平时最爱哼唱的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虽然他的海南发音让他的歌来听有些滑稽，他也因此经常遭人取笑，但他依然乐此不疲。

“我常踱到这里，捡起几片飘落的粉红色花瓣放在鼻孔，享受大自然清鲜甜润的气息。”这是

郑庭笈

适应了管理所环境后写下的漫步功德林花园的感受，这与他刚踏进管理所时的第一印象已迥然不同。

发生改变的不仅仅只有郑庭笈，当初消极求死的

杜聿明

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管理所对杜聿明的身体给予了精心治疗，使他病情大为好转。通过学习，杜聿明的思想有了彻底转变，视野见解日益开阔，对蒋介石的看法也较以往有所不同。

他曾对文强说到：“漏网之鱼，侥幸逃到台湾去的，又能存在几天呢？我看校长一世英名，已被无情的历史所葬送了。”

思想的变化也带动了杜聿明行动的转变，他开始积极参与管理所组织的各种活动，还牵头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有一次，杜聿明因为劳动积极而受到了管理人员的表扬，他竟激动得三天三晚没睡好觉。

他在向别人解释自己睡不好的原因时说：“我将列宁的名言思前虑后，联系到我前半生走过的罪恶道路，如今还能受到表扬，感觉受宠若惊。我要针针见血地向旧我开火，向旧我不断地批判斗争！”

也并不是每名战犯都能顺利接受改造，也有小部分顽固分子一直抱缺守残，拒不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曾任国民党十二兵团总司令兼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的

黄维

。

黄维

黄维性格刚烈，脾气执拗，进入功德林后一直对我党的“宽大改造政策”持怀疑态度，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经常故意制造事端，给管理所的管理工作带来很多麻烦，成为

当时功德林战犯里最大的“刺儿头”。

黄维一直对宣扬共产主义的书刊不屑一顾。有一次他无意中翻看到苏联著名小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发现里面讲的全是共产党人的事迹，为了表示自己的轻蔑，他竟把小说一张张撕了当成手纸来用。

黄维的落后思想渐渐与大多数同学拉开了差距，他的过激言行也招致了大家一致批评。但黄维不仅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打油诗讽刺同学：“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结果这两句打油诗被其他同学看到，大家纷纷过来对他兴问罪之师，黄维也不肯示弱，最后双方竟动起手来，黄维脸上也因此“挂了彩”。

1956年中央确立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与解放台湾相关联的战犯处理问题也被摆上议事日程。

1956年3月14日，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对国内战犯

“全部释放”、“给予出路”、“来去自由”

的处置设想，与会各党派人士在此基础上充分讨论，最终形成了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特赦实施方针。

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战犯特赦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6个城市战犯管理所同时举行。本次全国特赦战犯共计33名，其中北京战犯管理所10人，分别是：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曾扩情、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北京战犯管理所由于关押战犯人数多、级别高，所以名单公布后内部反响也最大，开篇整个会场群情激动、争议不断的一幕正是由此而来。

看到战犯们思想情绪出现了波动，管理所的管理人员并没有急着给大家做解释工作，而是让大家自己开讨论会，讨论的议题就是——“为什么首先被特赦的是这10个人？”

问题摆到桌面上了，大家开始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支持人数最多的一种意见是“谁以前在国民党里的职务级别最高，谁最优先被释放。”

但这种说法很快被内部否定了：目前北京管理所里以前职级最高的是位列上将的王陵基，但他并不在本次特赦范围内。另外，本次特赦名单里还有少将，但管理所里还有很多中将未被特赦。

王陵基本人也否定了这种说法，但他提出了自己的推断：“谁出去以后对共产党最有用，谁优先被释放。”众人联想到大陆正对台湾开展统战工作，都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纷纷盘点本次特赦人员谁跟台湾那边的实权派关系最密切。

当时

陈诚

是台湾国民党“副总裁”兼“行政院”院长，是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但现在北京管理所里与陈诚关系最好的是黄维，但黄维也未在特赦之列，这种说法也不攻自破了。

随后大家又陆续提了几个猜想，但没有一个能真正站得住脚。后来大家慢慢意识到不管怎么选，被选择的人必须符合一个条件：“能深刻反省自我，积极接受改造”。

参与讨论的人员开始释然了——争吵攀比毫无意义，只有继续加强自身改造，才能有机会早日被释放。

一场风波就这样在战犯们自己的讨论中平息了。

12月14日，周恩来亲自接见了首批特赦战犯，望着很多曾是黄埔军校自己学生的熟面孔，周总理动情地说：“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又走到一起来了……”

总理的话既饱含了他的个人情感也表达了我党对这些已改过自新战犯们的全面接纳。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为了妥善安置特赦人员，使他们能在弃恶从善后有始有终地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中央特别安排了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负责对接他们的工作生活问题。

其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王耀武等6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其他人也遵从个人意愿到了各地方政协从事相应工作。

第一次特赦给了其他在押战犯极大的激励，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战犯改造工作的真诚务实，也看到了改过自新的出路，纷纷自我加压，强化自我改造。

功德林里的“老大难”黄维也在首批特赦中受到了触动。本来确定首批特赦名单时周恩来总理曾考虑将黄维也放进去，但北京战犯管理所鉴于黄维日常表现，提出黄维改造并不彻底，建议特赦延后。

就这样，黄维一直等到1975年才被特赦，虽然改造期限比一般战犯要长，但黄维的思想最终也发生了彻底改变。

1975年3月19日，当黄维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手里接过特赦书后，他激动得热泪纵横，在作为战犯代表发言时他说：

“毛主席宽大改造政策挽救了我，这是天高地厚的恩德……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

事实也正如黄维所承诺的那样，他从特赦到逝世一共14年时间里，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获得党和人民的认可和尊重。

从1959年到1975年，中央先后实施了七次战犯特赦，最终使所有经过改造的战犯都得到了合理安置。这七次特赦，对稳定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强化国内各党派安定团结，促进海峡两岸交流都起到了极其深远的作用。

中国对战犯的特赦政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个国家对战犯的处置方式反映的是执政党的胸襟格局和对法治的尊重，中国的所作所为理所应当地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美联社、共同社、路透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纷纷给予正面报道。

比如：共同社就在评论里提到：“中国共产党人实施的特赦，表明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

2015年8月29日，时隔40年我国重启特赦政策，对“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建国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

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刑期不足1年的”四类人给予特赦。

新一轮的特赦说明，我们国家的特赦制度并不只是在特定历史年代，也不只是针对特定人群发挥作用，而是承载着我们党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它将在更长久的时间里，发挥更广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