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 排世界第94位
201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仅排世界第94位 国家强或弱光看GDP总量不靠谱
“赶超”曾经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
在世界各国的GDP竞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2005年,我们超过了英国;2008年,我们超过了德国;2010年,我们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爱凑热闹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当然,也不乏抱着捧杀想法的。
美国《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日本《朝日新闻》叹息,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英国《金融时报》预言,世界将会适应这种新的方式。
与世界媒体高谈阔论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人面对GDP排名世界第二,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因我们是世界上最穷的老二。
人均GDP全球才排第94
2005年至2009年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155个国家通过电话和入户等方式访问了数千人,获得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其生活幸福程度的数据。
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四个北欧国家分列前四位。中国则与肯尼亚、加纳一起并列排在第125位。
当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却站出来说:“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我们不仅要关心GDP数据,更要关心人均的数据。”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排在全球第94名。总体而言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姚坚表示,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尽管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但由于中国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0倍,若以人均计算,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
姚坚坦言:“问题还仅仅表现在数据层面,更深层次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有待提高。相比发达国家,无论是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是在科技、环保领域,我们还有巨大的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领域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在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专家观点
中国经济隐藏着致病因子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资投资拉动。
外资在中国制造了可观的“中国GDP”,但利益却通过商品出口转到了外国,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越多。
有专家指出,中国不算强大,而是肥大。肥大,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力量,而且还隐藏着诸多致病因子。
具体到中国经济,那就是含金量很低,科技创新不力,经济高增长,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沉重环境代价换取。
这种隐藏的病因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相继致病了——环境污染、产品安全事故频发。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致力于改变,但任何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GDP 多少不能成为国家强弱的标志
中国自己的历史一再表明,GDP的数字大小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
如果按照GDP总值来计算,近现代史上一向被视作“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
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
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显然,当时各国都认定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国家收入不等于国民福祉
GDP绝不是万能的,这是属于GDP的“原罪”。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的24名顶尖经济学家在2010年4月发表了一份报告,探讨改善GDP的可能性。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的先天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有人提出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
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
●专家观点
经济发展更要看质量
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总和,更要看质量如何。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见绌,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职工收入增长缓慢长期偏低
有网友曾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
在北京政协会议上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
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也指出,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涨薪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
网上一度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的成本:广州128万;杭州178.2万;上海200.82万;北京202.8万;深圳208万。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曾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
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体现了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分配不均中国经济发展有“硬伤”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
当中国快速晋升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已位居全球第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直追纽约、东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让自己,也让别人产生某种虚幻的错觉。
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农村和边远山区、再以13亿人口做分母,平均中国一切数字的时候,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学者张维为曾在《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但是,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而分配蛋糕却严重不公时,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
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
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7年时则已高达0.48。
两极分化拉低了人均GDP,使得中国的繁荣存在着一种假象。
本版文/记者尹晓琳制图/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