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与沉浮：三大商帮，正瓜分中国商业版图

商帮——一个古老的、地缘性的商业图腾，伴随着中国的开放、经济的复兴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视野。

在历史深处，士农工商，商居其末，但在挂着红灯笼的晋南深宅大院里、在黄土飞扬的百里秦川、在灯火通明的外滩、在下南洋的片片孤帆上……他们也曾呼风唤雨，左右一朝一代一时一地的经济民生。他们筚路蓝缕、敢为天下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2017年10月，大会前夕，一份《意见》牵动众人目光，中央首次以高规格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地位，随后在大会报告中再次强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这是中国经济呼吁“脱虚向实”的关键年，也是民营经济利好消息频出的一年。

把目光从顶层落到地方，2017年各地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关注度得到了集中的爆发，仅2017年，粤商、浙商、贵商、西商、赣商、川商、晋商、徽商、苏商等商帮已经或即将召开会议论坛，政府出面做东，不乏省委书记、省长出面站台，意在重振这些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创业精神为内涵的商业集团。

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至改革开放后的近四十年，有三大颇负历史盛名的商帮早已走进现实，它们几近勾勒出中国商业版图的嬗变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它们也正是当今互联网三大巨头BAT背后的三大帮派：晋商、浙商与潮商。

1，但是，三大商帮的江湖地位却并非平起平坐。在BAT连接一切的当下，风云动荡用下面这张图来讲述一点也不为过。

从三足鼎立演变为双雄争霸的格局，百度这远不及阿里、腾讯四分之一的市值，何尝不是晋商失利的投射。

改革开放初期，远走香港的潮州商人李嘉诚早完成从学徒、工人、推销员到塑料花大王的进化，成为了首位收购大型英资商行的华人，名震香港商界，引得更多潮商出走海外。

同在香港的宁波人包玉刚用50年的奋斗换来“世界船王”的宝座时，温州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沿江海而上，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小商户。

深居内陆的山西，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国家放开煤炭产业的政策支持，在1990年代的民营化以及乡镇小煤矿遍地开花的“黄金十年”中，崛起了一批财富呈几何级别暴增的煤老板，身份与奢靡生活反差巨大，也在中国催生了“暴发户”这一阶级。

如今，2017年胡润全球十亿美金富豪榜上，海内外潮商上榜62人，财富总额15873亿元；2017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上，国内浙商上榜达263人；那厢，煤老板们早已在2008年煤炭改制重组后变得无所事事，消失之后，只能在北京一套套买房，新晋商中大名鼎鼎的，除了李彦宏、孙宏斌，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祖籍，重构新晋商，找回了霍英东与郭台铭。

为什么潮商、浙商之中能诞生两个四千亿元级别的企业，有名震海内外的企业家，而山西本地的晋商帮却尚不能够？

每个帮派都流淌着先人的商业基因、经商信条和精神气质，探究这个问题，多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逻辑。

2，三大商帮的做派，体现在与官员的距离感上，是更相信“看不见的手”还是相信“看得见的手”。

新晋商重政商关系，是最敢高调碰政治的中国商人，这或许与晋商从事资源型产业的相关性极大。

从明清时期的盐商，到现代的煤老板，晋商远比其他地方的商帮更具资源优势，但也是这些资源将晋商推向“官商结合”的模式。大宗商品的贸易深受政府一举一动的影响，给予“盐引”专营权、给予“煤矿牌照”的权力也在政府手中，与政府搞好关系成为晋商必修课之一。所以从古至今，晋商都难以摆脱对权力的依赖，他们信奉着“诚信”的信条，也信奉着“特权”。

煤老板的起落如此。贾跃亭概莫能外。凭借“西山会”权力与资本的扶持，乐视的估值能在一年内超 500 亿人民币；当权力崩塌时，乐视也可以在几天之内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时局变迁，押注在权力上的资本终是难逃过眼云烟、黄粱一梦的宿命。

相比而言，以“东方犹太人”着称的潮商和浙商更相信市场的力量。浙江与潮汕地区向来地少人多，无法靠天吃饭，当地人只能选择离乡背井去谋生。敢冒险、拥有灵敏的商业嗅觉，才有可能杀出血路。

与浙商存在微妙区别的是，潮商会选择低调靠近政治。

在山高皇帝远的潮汕地区，宗法有时比法律更权威，头脑灵活的商人们更善于在法律的框架边缘寻求空间。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是政治与商业的时势造就，囚徒首富黄光裕难逃政商纠缠，人民网三批王者荣耀之后，小马哥不得不低头走进人民网办公大楼，潮商的触角其实并没有远离政治。

相反，浙商则一度刻意表现出远离政治。巨额财富掌握在商人手中，政府也不得不邀请发达的民间社会参与决策，主动向他们问询意见。要知道，温州地区的民间自治相对发达，早早就懂得抱团，莫说大富豪，就说小个体商户的势力有多大，从淘宝的浙江卖家数量就可以看出。

从BAT的总部设立地点，我们也多少可以窥见一二。海归派李彦宏将百度总部设在皇城根下，被北京上海拒绝的马云带着十八罗汉回老家创业，才有了如今杭州的崛起，而汕头的IT程序员小马哥接着毗邻港澳的优势，在改革前沿阵地深圳风生水起。

在市场经济的大局之下，渴深处大陆腹地、渴望在官方层面得到认同的晋商与潮商、浙商这些市场化、国际化的实用主义者的竞争，注定沦陷。

3，“传统”赋予了这三大商帮力量和方向，有的在不断开放创新，有的却陷入其中。

潮商、浙商大都是从小生意起步，在行业中慢慢做大做强，经商模式也有相似之处：小贸易—工厂—房地产—高科技—大企业。

潮商多以代工行业起家，逐渐掌握供应链，一代代积累起强大的商业网络。信奉着“商者无域”理念，多线条发展产业，不管是地产发展、码头经营、家电零售、服装零售，还是流动通信服务，都有潮商的影子，潮商的领头人李嘉诚、马化腾，也都秉持着“开放”、“多元化”的投资理念。

另外，潮商的嗅觉敏锐力也非同一般。香港出现了“超人”李嘉诚、李泽楷父子，“股市狙击圣手”“刘氏双雄”刘銮雄、刘銮鸿兄弟，“金牌壳儿”詹培忠这些瞩目的潮商弄劵儿，马化腾的腾讯战略投资对中国投资圈的贡献程度远胜于其他战投。

与这种开放态度呈现鲜明对比的是潮商身上的“低调”气质。“这个标签贴在了“闷声发大财”的潮商身上，不管是财富还是权力，都不为过。在早些年，媒体要找一张黄光裕、马化腾的新照，都要费好大的劲。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仅仅在媒体报刊能找到的捐款超过100万人民币的潮商与企业就有一长串，但屡见报端的只有少数几个。

浙商多从小制造业起步，在房地产、互联网行业获得突破发展，名头响当当。他们是最早参与上海的开发，一度垄断上海大半产业的传奇群体，也或许是多少受这股曾经叱吒十里洋场的气质影响，他们是中国商帮中最高调的群体。相对潮商，他们在商场上更敢于冒险。马云曾经说，浙商自带网红色彩。在腾讯，马化腾让大家喊他英文名Pony，在阿里巴巴，马云住在“桃花岛”（办公室名字），名为“风清扬”。

这种高调或许也可以在浙江的街头品味出几分。《2016互联网汽车金融白皮书》透露浙江人最爱开豪车，目前开ABB(奥迪、奔驰、宝马)份额占比最高的地区是浙江，占比达33%。

中国豪车最多的城市，浙江有三个城市上榜。杭州是一个超跑密度很大的城市，2014年杭州的法拉利已经近200台，兰博基尼更是近90台，被称为超跑之都。

另一边的新晋商则留着祖师爷创票号这种强大的资本玩转能力，贾跃亭获得“贾会计”的称号，与他这种能力不无关系。遗憾的是，新晋商同样深陷在如何将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困局中。

4，商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如何运转起来，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世代延续，与商帮的组织形式有很大的关系。

晋商、浙商、潮商在各地都有自己的会馆、大厦分布，这些标志性建筑不止是一个商帮的象征，也是商会的部分收入来源。只是随着晋商的没落，晋商会馆的名气远不如后两者，晋商商会的活跃度与影响力也不能与潮浙商帮相提并论。

浙江商帮里头的商会，组织性强，马云会长的浙商总会、“中国巴菲特”郭广昌的上海浙江商会，每年都规规矩矩、高调地开着，集结浙江大佬们江湖论剑，探讨经济形势。

潮汕地区因为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各地为政，无政府牵头，内地商会则是零零散散，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组织则是创于1980年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由不同城市、不同商会轮流主办。不同于浙商的谈天论地，潮商的大会一般都是开来“联络感情”。在这个江湖义气最重的商帮里，抱团意识使之成为在各地对抗其他商业群体的利器。

2016年，宝万的世纪商战尚处胶着之时，汕头市委书记陈良贤为了让万科知道姚振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带了30多名潮汕商会会长参观考察宝能集团，很哥们儿地说，“很多会长说如果宝能需要支持就尽管开口，他们全力支持。”

商人天生有找人脉的冲动，以地域、乡土观念结成的关系，无疑最为牢固。这也是今日商帮崛起的原因之一。而现代商业社会给予商帮的最关键启示，藏在“市场”里，藏在腾讯“连接一切”与阿里巴巴“资源整合”的信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