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砍童事件背后：弱者对弱者的报复（组图）

6月28日发生的上海刀砍男童事件最近在中国自媒体广泛传播。命案地点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附近，事件导致2名男童去世，1男童和1女性受伤。男童均为该小学学生，女性则是学生家长。当时正值学校举行毕业庆典。砍人者黄某来自湖南邵阳，今年29岁，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据悉来沪找工作无着，遂产生厌世情绪，怀藏着一把菜刀，行凶报复。

这也是6月下旬中国发生的第四起针对无辜平民的滥杀事件。

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媒体尚会公开报道，但现在基本隐匿不报，理由是怕造成不良影响。而从社会角度看，亦因这种事情渐多而感觉麻木，此次因为受害者是没有多少防范意识和能力的小学生，而刺激了人们的神经。

坦率地说，今次事件是一起随机的极端事件，要防范此类行凶行为是很难的，但这不是说，我们就可把责任完全推给行凶者本人。

我们可以把这些年发生的平民针对平民的行凶事件，大致分成两类，一类像黄某一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因素或动机；一类是行凶者遭受到了某种明显的或他自认为明显的不公对待，在其向政府和社会诉诸救济渠道无果后，产生行凶杀人报复社会的念头。前者的社会责任小一点，但也不是说没有责任，后者则不可免责。

这种弱者对弱者的报复，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一本书名，可称之为“弱者的武器”。但斯科特在同名书中的“弱者”，指的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马来西亚农民，他把农民的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行为，看作为他们反抗雇主和其他榨取农民利益群体的“武器”，它适合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农业特点，是一种有效的反抗方式。

而我所说“弱者”，不是固指某个特定群体，只是陈述一种事实，即不管行凶者是基于何种原因沦为弱者的，他现在的处境是在社会边缘，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弱者地位。当然，这样的“弱者”，大都隶属于社会的弱势阶层或底层社会。这样一个人，当他受到侮辱或努力后，意识到无法改变自身的边缘地位，于是不再选择顺从，认命，而萌生极端的反社会心理，他们要用社会来为自己的冤屈或不公“陪葬”，但由于他们向欺负自己的强势阶层"复仇"面临实际困难，便将报复社会之刀砍向同为弱势者或比自己更弱的群体，包括像学童这样的体力弱者。此时对他们而言，报复谁不是目的，报复本身成了目的。由于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时，多数人已经抱有同归于尽的想法，所以，报复的动作弄得越大，其复仇的心理也就越能得到满足。

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这种针对弱势平民的疯狂的发泄和报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互害模式。

对我们来说，需要反思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何以此类行为比以前反而更多？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么假设，他们会拿美国的例子做反驳，美国近年来枪击案也很多，是不是美国的社会也出了问题。其实中国和美国没有可比性，美国是个持枪自由的国家，而中国，差不多是除朝鲜外社会管制最严重的国家，刀具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但即使如此，枪击案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极化现象最近几年很严重。

中国社会的问题几乎表现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不客气地讲，中国就是个社会治理失败的国家，社会治理的失范和失序到处可见，触目惊心。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是个体的自由受到严格约束和禁止，二是群体自治被取缔，在这种情形下，当几乎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来提供和分配，社会就会发生争夺公共产品和资源的战争，难有基本的公正可言。

因为在政府能够决定一个社会从思想到物质分配的几乎各个方面，甚至连私人事务也干预时，社会就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这就使资源的分配不可能公平，特权阶层总是分得最多最好，而为了在社会分配中尽可能最大化自身利益，人们也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去讨好和接近权力，将更多的权利“自愿”让渡给掌握着分配大权的行使者。此乃中国出现各种丑陋和丑恶现象的总根源。

特别是，一旦上述情况被固化，资源争夺的失败者无法从社会分配中改善自身、家庭及后代处境，其遭受的状况甚至不能获得政府哪怕是言语的“安慰”，那么，他们中的多数就会把自身处境之“恶”运归咎于社会，是社会害了自己。在他们的认知中，很难认识到这是因为存在一个垄断权力和公共资源、只为自身谋利的超级“利维坦”，于是，拿社会泄愤，将心中的不满乃至仇恨投射到社会，瞄准其他弱势群体制造事端，就几乎必然。

所以，弱者对弱者的报复，表面上看，是偶然和随机事件，但剖析其成因，会发现它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要解决它，也只能从政治和社会入手。但现在中国社会没有能力去解决，因为这是一个从教育、道德到规矩的总体性问题。单个和局部的改善无法撼动整体的走向。

此外，社会的反思总是集中在几天，当新的事情发生后，舆论追逐新的热点，没有多少人会去真正关注受损者的心灵，但对受损者而言，这种事总是易被传染的，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学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