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墨尔本已满？“上山下乡”移民政策是否能解决问题？

城市拥挤问题逐渐成为了澳大利亚民众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居住在大城市居民已经开始感受到因人口增长过快而带来的种种压力。在媒体的不断发酵以及极右翼评论家的煽动之下，反对移民的言论也从过去被主流人士所谴责的街边老鼠，慢慢演变成了被大众所能理解的未来政策走向。

根据上周《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右翼的联盟党政府正在计划推行一项新的移民计划：该计划要求新移民需要在悉尼和墨尔本之外的城市居住五年以上。政府期望以此来解决大城市因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的配套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把这个政策戏称为“上山下乡”政策，并且仔细地对这个政策进行分析和讨论。

本文作者黄堃，Cumberland Council华裔议员。

截至今年年中，澳大利亚的总人口数已经突破了2500万。而其中大约有1000万人口分布于悉尼和墨尔本。飞快的人口增长与缓慢的政府基础建设导致了大城市人民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在世界最宜居城市的排行榜中，连续七年位居榜首的墨尔本也在今年被维也纳取代了。

前总理谭宝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周里，曾责令时任公民部部长的艾伦·塔吉（Alan Tudge）草拟一份方案来解决大城市拥堵的问题。这份草案本该在上一次自由党的党团会议当中进行讨论，但由于达顿（PeterDutton）对谭宝发起了领导权的挑战，导致针对该草案的讨论未能成行。然而，从莫里森总理任命塔吉为新任人口部部长来看，该草案的主导权将继续保留在塔吉手上。而这份草案，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上山下乡”政策。

从澳洲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来看，莫里森政府的“上山下乡”政策将强制延长新移民或难民在偏远地区（Regional Area）的居住时间或是限制居住的范围。数据显示，澳洲每年的新移民中只有10%居住在偏远地区。莫里森政府的目的是想通过5年的时间来让新移民融入到偏远地区的本地社区，以防止新移民在获得永久居民权后立刻迁移至悉尼或墨尔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也有可能缩减其它移民签证的名额。

如果“上山下乡”政策能够获得联盟党党团的通过，那么移民部部长高民(David Coleman)可以使用部长立法文书(Legislative Instruments)使得“上山下乡”政策立即生效，而无需通过议会的审核。但如果工党与其他少数党反对此政策的推行，则可以在议会发起驳回动议(Disallowance Motion)来否决该政策的实施。

目前，工党影子国防部部长马尔斯（Richard Marles）提出质疑：政府强制性地限制新移民的自然人口流动，将如何在不违反移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情况下执行？工党也将在政府正式公布“上山下乡”政策的具体细节后，表达对该政策的态度。

在讲完了政策的前世今生后，今天我们将使用一个有别于以往的视角，来对“上山下乡”政策进行分析。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引入一个非常专业的逻辑分析框架。由于这个框架有些许的过于专业和学术，并且非常偏向政策性辩论，因此对于刚刚接触这个逻辑框架的读者来说，也许会有一些困难。因此对于想要直接获取结论的读者来说，可以直接跳过以下几个带星号的段落，从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开始阅读。

而对于其他可能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我真诚的希望各位可以尽量地理解这个逻辑框架。因为这不光是对任何政策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也是议员们在议会辩论中所使用的逻辑方法。在掌握了这个框架后，每一位读者都将具备对政策进行独立分析的能力，我认为这是一件对我们华人社区来说大有裨益的事情。

*1924年，美国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参照法庭中的交互式质询，发展出了一种中文译名为“奥瑞刚制”的政策性辩论。在“奥瑞刚制”当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要素，分别为：需求性（是否有推行某种政策来改变某一些社会现况的需求）、根属性（该政策是否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社会现况）、解决力（该政策能够从多大程度上解决这种社会现况）和损益比（该政策推行之后的利弊比较）。我们把这四个基本要素简称为“需根解损”。只有在分析了需、根、解这三个要素，我们都得出了正面的结论后，我们才能把这个政策草案称为“初步成立”，然后方能进行下一步更深层次的损益比的分析。否则，这是一个应当被驳回的政策草案。“需根解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采用的逻辑框架了。接下来，我们将采用这个框架，对“上山下乡“政策进行分析。

*首先，从需求性的角度来说，我个人并不认为悉尼和墨尔本的人口数量，已经到了完全无法承载的地步。虽然悉尼和墨尔本的人口都已经接近500万，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座城市的人口与其他国际大都市进行比较，依然处于一个还算合理的范围之内。悉尼与墨尔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人口数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直都在高速地增长，并且这两座城市也应当拥有可以接纳更多人口的资源和建设水平。我认为，以目前的状况来说，还没有到需要推行一个如此极端的“上山下乡”政策的危机关头。目前联盟党政府急于推行“上山下乡”政策，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因素的需求。莫里森总理刚刚在领导权投票中险胜右翼的领导人达顿，他急需实施一些右翼支持的政策来平息党内的争端。不仅如此，联盟党政府长期以来的票仓在近几年一直受到来自极右政党（比如一族党）的威胁，从而导致联盟党政府无法完全以经济或民生角度来考量政策的利弊。因此，在党内和党外的两股右派势力的压力之下，莫里森政府将被迫推行一些偏右的保守政策。所以政治因素，才是“上山下乡”政策背后真正的需求。因此在解决大城市拥堵这个需求性上，我认为并不完全成立。

*其次，从根属性上来说，限制大城市的新移民数量，恐怕不是解决大城市拥堵的一个好办法。我们都知道，悉尼和墨尔本日趋拥堵的状况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一是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二是缓慢甚至停滞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低效的政策。那么为什么政府只把眼光放在了限制新移民数量上，而不去增加新的基础设施呢？以悉尼为例，去年底实行的新火车时刻表，不但没有减少人们的通勤的时间，反而导致了更多故障和维修。铁路工人们也因为突如其来巨大的工作压力而选择罢工，结果造成了整个悉尼的交通瘫痪。而M4高速公路的收费，更是增加了ParramattaRoad在高峰时段的拥堵状况。悉尼市中心的轻轨项目，工期一拖再拖，预算不断增加，生活在工地周边的民众和商户更是怨声载道。所以现任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低下的施政水平，其实才是导致了近几年大城市日趋拥堵的症结所在。若想更好的解决大城市拥堵的问题，更应该着眼于提高施政能力，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但能解决眼前的城市拥堵，更能提升未来几年的民众生活水平。推行极端的政策来限制大城市的移民，其实是一种惰政的表现。所以从根属性的角度来说，“上山下乡”政策，并不完全根属于解决大城市拥堵。

*第三，从解决力的角度来看，单独推出“上山下乡”政策未必能达到政府想要的结果。之所以90%的移民都选择大城市作为落脚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机会。如果政府单单实行“上山下乡”政策，而没有同时创造偏远地区的就业机会、提升基础设施的话，不仅会导致偏远地区的失业率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社区和谐甚至治安被破坏，同时也会导致社会福利开销的增加。如果联邦政府不提升偏远城市的基础设施的话，政府只是把悉尼和墨尔本的问题转移到其他地方，创造出更多高失业率、社区不和谐、医疗教育资源不足、拥堵的小悉尼和小墨尔本。并且，“上山下乡”政策到底要如何限制新移民的人口流动、是否符合人权、是否侵犯隐私、是否拥有强制力、是否像现有的州担保政策一样有空子可钻，这些都是值得被质疑的。所以根据现有的信息，在政策的解决力上，我们应该画上一个大问号。

最后我们来讨论政策的损益比。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移民类签证大致有以下几种：独立技术移民、雇主担保移民、投资移民和亲属团聚移民。独立技术移民是大部分留学生所选择的移民方式，而悉尼和墨尔本就因为丰富的教育资源，而成为了大部分留澳学生的首选之地。“上山下乡”政策一旦实施，将对悉尼和墨尔本乃至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产生重大冲击，同时也使得悉尼和墨尔本的服务业遭受重大冲击。对于雇主担保移民来说，一些最紧缺的职位或是工种，往往也出现在大城市，所以“上山下乡”政策会加剧大城市某些行业的用工荒。对于投资移民来说，“上山下乡”政策会使得澳大利亚瞬间失去对于商业人才的吸引力，逼迫这些商业人才把眼光投向美国、加拿大、新加坡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而对于亲属团聚移民来说，被迫和至亲两地分居，绝对不是一件人道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上文提到的“上山下乡”政策可能带来的转移矛盾、侵犯隐私、不具备强制力、解决力度有限等等弊病。真正换来的利处，只是暂缓大城市的拥堵，以及现任政府的政治利益。显然，“上山下乡”政策，会是一个弊大于利的政策。

其实城市拥挤不是一个不治之症，完全可以有更聪明的方法来解决。政府最需要做的是要有长期的基础建设规划和商业导向，例如修建高铁或是设立特别经济区来吸引投资。中国的高铁网络建成之后，带动了铁路沿线上许多小城镇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于电子商务的一些优惠政策，也带来了微小企业和物流行业的繁荣，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澳大利亚政府参考的一些正面例子。“上山下乡”策并不能真正解决大城市的拥挤问题，现任政府只把目光放在移民身上，是偷懒的，是目光狭隘的。强制逼迫新移民去偏远地区生活，只能迫使移民转投其它国家，最终减少移民带给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氛围和整体经济利益。

作者

Kun Huang – 坎伯兰市议员

Fan Wu –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