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人：被污染的福清湾，是我的家丨人间有味（组图）

后来很多年，父亲仍怀念那些物美价廉的野生渔获——带鱼吃起来十分鲜甜；墨鱼从不浸水，又厚又脆又甜；野生的黄花鱼现在几乎已经见不到了，但那时候很容易就能打捞到，剁上几块在放在碗里，加点咸橄榄上锅蒸，出锅时汤色是清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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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染的福清湾，是我的家

人间有味丨连载61

两天前，从网上看到离我家不远的泉港有大量污染物泄露，心里担忧，打电话给母亲，要她不要买当地的海鲜吃。

父亲接过电话，说这一两年本港的海鲜，总是有一股怪味。工厂与下水道的废水，通通往江里排，外地的蛏苗带来的蒿草种子，一天一天地蔓延在以前的海田上。总有一天，福清湾的东西都会死绝。

我挂了电话，心里顿时落寞起来：从我小时候起，父亲一次次煮给我吃的海鲜炒米粉，我还有机会煮给我的孩子吃吗？

父亲记忆中的那条江，用手掬水就能掬到虾子，用手一拍，去壳就可以吃。

我记忆中的那条江，整群粉红色的和尚蟹骤地从滩涂里钻出来，遇到人追，又骤地钻回去。

可我未来的孩子呢，他还能看到这条江吗？

离家千里以外，那些画面开始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天蒙蒙亮，父亲沾满江泥的自行车，满天台的晒到半干的蛏子的气味，猪油下锅的呲啦声，磨章鱼的青石，搬运站坐满人的石桌子，夕阳下映出的吊车的剪影，延绵到视野尽头的麻竹杆，小厨房里的海鲜炒米粉香味……

这些，是父亲的大半生，也是我前半生最美好的回忆。

我对食物最初的幻想，源自于父亲对80年代的追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在镇上的码头做搬运工，每当有平潭来的渔船停靠，大家的眼睛就亮了——船老板懂行，会专门给搬运站的人留几筐好货，价格也好说，几角钱就能买到巴掌宽的带鱼、厚重敦实的墨鱼、六七斤一条的黄花鱼。

很多年后，父亲仍怀念那些物美价廉的野生渔获——带鱼吃起来十分鲜甜，完全不是现在的养殖货能比的，将它们剁成大块来做“滑粉”，用手一撕，就能撕出长长的一条的鱼肉；墨鱼从不浸水，厚、脆、甜，不管怎么炒都不会缩水；现在几乎见不到的野生黄花鱼，剁上几块在放在碗里，加点咸橄榄上锅蒸，出来的时候汤色清亮，鱼肉一瓣一瓣，就像蒜头一样。

（编者注：滑粉，福州一带的菜式，把鱼、肉或者其他海鲜裹在调稀的番薯粉里，下在滚水里煮熟。汤里通常辅以香菜、葱段以及当地特有的酸笋。）

父亲的回忆总会以一件事结尾：有一年，他花了6角钱买了两条大带鱼，妈妈非要把其中一条大的腌在瓮里，等回娘家的时候带给舅舅。爸爸一气之下，就自己独自吃了另一条。

每当他说到这里，妈妈也总会揶揄他没良心。按照妈妈的说法，当时的父亲端着一盆滑粉带鱼，抱着哥哥坐在石阶上，自己吃一口，再喂哥哥一口。有母鸡围上来，父亲就用脚将它们赶走，嘴里还念叨：“我自己孩子都吃不够，怎么轮到你了？”

我的3个姑姑时常跟我提起，她们童年时，父亲读小学一年级就留级了3次，第4次，父亲读到一半，就偷偷跑回家，提着背篓去江里抓青蟹去卖了。院子里的邻居说，那会儿父亲“人还没有背篓高”。每当年幼的父亲讨海回来，姑姑们就围上来，看看今天他又逮到了什么东西。

父亲每次卖掉青蟹，都会顺路去小店里买几分钱的蚕豆，分给他的妹妹们。要是背篓里有死掉的青蟹，或者顺手挖来的章鱼和虾蛄，父亲就会从菜地里割些韭菜，拿出盐罐子里的肥肉，切下四五片来，解开一叠小米粉，炒来给一家人吃。

肥肉一下锅，声音与气味散出来，姑姑们就全都围上来。在刚刚脱离饥饿的年代，人们总是对油脂有着异常的渴望。父亲把炼出来的油收起一部分，剩下的再放入海鲜，大火猛炒。半熟之后，再从后灶的锅里舀一勺热水浇上，把备好的米粉放进去，水开一小会儿，就拿着鲎勺（用鲎壳制成的勺子）把汤舀出来。然后下盐和备好的韭菜，让水再一点点烧开，等热气蒸腾起来，父亲便把小米粉抖松，很快，满屋子都是鲜香的气味。

最后，父亲会颇有仪式感地把第一步收起来的猪油重新浇进锅里，小米粉就炒好了。

这样的场景，在父亲往后的一生中，不断地重现。

等父亲稍大一点，爷爷退了休，父亲便顶上他的位置，成了搬运站里的一员。

那时候，能在搬运站谋一个职位是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不仅算是公职，还能把户口移到镇上，和周边满腿江泥的讨海人比起来，虽然都是卖力气，但显然要体面不少。

我和哥哥小的时候常坐着父亲的自行车去搬运站玩。印象中，那是镇上最繁华的地方，退潮之后，一群卖鲜货的讨海人都聚在那儿，油布就地一铺，当街就摆了起来：生猛的青蟹扎得紧实；各色海鱼按照着大小分开，鳃子鲜红，鱼眼又清又亮；耐活的虾蛄养在大木盆里，剩余的小鱼幼蟹随意堆在一边，统统称去可以减掉零头。

人流一多，挑担子的贩子们也扎起了堆，5角钱一碗扁肉，1角钱夹一个光饼。往另一头走，还有餐馆、理发店、布店、供销社……那时的码头，就像是整个小镇的心脏。

其实，在我出生之后，搬运站就已经过了鼎盛时期。父亲所说的那些野味，我一概都没有见到。等到90年代末，龙江下游的元载大桥建起来，水路受阻，搬运站终于歇了业。父亲不得已转了行，做回了满腿江泥的讨海人。

看月相，依着退潮的时间起床，把蛏刀别在自己编的背篓上，馒头和水系好，挂在一人高的青蟹钩上，父亲就顶着夜色出门了。青蟹整年都有，但大小不论，6月的豆叶青蟹是最易寻得的，7、8月则是章鱼最美味的季节，入冬之后沙虫就开始多了，到了12月又有虾蛄。

时光轮回，曾经是年幼的姑姑们围着背篓，现在变成了我和哥哥。每天父亲讨海回来，我俩都会争着去开门，等父亲打开背篓，把青蟹倒在大木盆子里，要是有没法绑起来、贩子也不收的软壳蟹，十有八九就成了我们佐餐的佳肴。

讨海的收入并不稳定，母亲日常不大买菜，都是等父亲回来，把卖不掉的海鲜拿来煮着就饭。有一阵子，海里什么货都有，但都不多，收入虽降了下来，但父亲能拿回家的东西种类就多了。“长流水”的时候，父亲傍晚就能回家，把海鲜给母亲拿去卖，卖不掉再拿回来。

（编者注：潮汐涨落若是一天两次，称为“短流水”；一天一次，则是“长流水”。）

这时，我和哥哥总会吵着要吃米粉，父亲若是应允，便会让我去磨章鱼。生长在滩涂上的章鱼，身上有一层粘液，必须要在石头上好好磨一阵才能去掉。此外，不断的摩擦也能让章鱼的肉质松弛下来，吃起来更加爽口。

那时的我对磨章鱼有种超越一切的热爱：在打水的井边找一块光滑的青石，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章鱼的脖子，把触足摁在石头上，掌心用力，朝着一个方向飞快地摩擦。章鱼的触角便甩出花一般的样子，粘液变成白色浆状顺着青石流下来。洗净，再磨一会儿，直到章鱼摸起来一点也不黏腻，才作罢。

磨好章鱼回家，父亲已经把菜切好了。十一二岁的我就站在父亲身边，想象着自己代入他的身体：先是舀半勺猪油下锅，趁着油热的间隙，将磨好的章鱼切好，和青蟹、虾蛄一起丢在铁碗里。父亲用手在热油上潇洒地晃一下，感觉温度可以了，就将一整碗的海鲜倒下去，吱啦一声响，香味就冲了出来。翻炒几下，加热水，把火开到最大，水滚之后放入小米粉。等手空出来，父亲还会从锅里捞出一两块软蟹或章鱼脚，塞进一直等在旁边的我们嘴里。

等待总是漫长的，在馋嘴的孩子眼里，这个时间足有有一万年，要是我们忍不住揭开锅盖去看，父亲就要责骂了。过了一会儿，父亲会把奶白色的汤水舀起来，只留一点润锅，再舀些猪油浇上去。随即，勺子换做筷子，一只手一双，狠狠地叉进米粉里再提起来，抖动几下再换个位置反复几次。

黄昏的光穿过窗台，落在父亲一紧一缩的肱二头肌上，猪油的香和海货的鲜，在这样的大幅动作之下，渗入米粉中。

乳白色的汤端出来，父母的米粉里只有几片青菜，我和哥哥碗里则满满地堆着章鱼、虾蛄、软壳的青蟹。

父亲挖蟹洞的时候，偶尔会挖到“丢梦”（方言直译，鳢的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这种鱼生性凶猛，时常潜入招潮蟹的洞穴里觅食，离岸能活很久，通常是买来给小孩吃的，据说能治尿床。父亲要是挖得多，就养在盆里拿到市集去卖，少了，就拿来炖给我和哥哥吃。炖之前，把丢梦剖腹洗净放入碗中，倒点酒进去，用另一个碗扣在上面，还要在碗上再压一个秤砣——丢梦生猛，倘若不压，即使剖了腹也可能跳出来。

等我和哥哥更大一些，便都吵着要去滩上玩。

那一年暑假，两家收青蟹苗的贩子飙起价格来，往年1角、2角的苗子，那年涨到了1块2。父亲见到有讨海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逮苗子，思酌再三，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但他也提了条件：“要听话，跟紧，我不让去的地方，千万不要去。” 

那天晚上，父亲就在院子里给我们哥俩做明天捕蟹苗用的铁耙子。灯光昏黄，夏夜的热潮还没有退，我们坐在父亲的对面，看着他穿着背心，从杂物间里取出一根手指粗细的竹子，用锯子锯出长短相仿的两根，一头缠上铜线，再拧紧。然后他又找出一把坏掉的伞，用钳子将伞骨取出，剪成一段段插在缠铜线的那头里，插了大约七八根之后，找一根木棍，用刀劈出几个楔子，一点点地敲进去。最后，他把紧实嵌入的伞骨拗成扇形，拿铁丝一根一根连接起来固定住，铁耙子就做好了。

第二天天未亮，父亲就叫醒了我们。星星压得很低，江堤上只有行色匆匆的讨海人，浪打在石头上，风裹挟着溅起的海水，凉丝丝地打在人们的脸上。到了泄水的闸口，父亲教我们采一些瘦浦草（长在干滩涂地上的一种植物，叶子细小但肥厚，有点像多肉植物）垫在背后的篓子里，这样青蟹苗不容易憋死。

我们脱了鞋，踩着滩涂泥地慢慢往前走，青灰的泥里有锋利的海蛎壳。父亲盯着地下脚印多的地方，走在前面，我们跟在父亲的脚印后面。

身旁全是大大小小的招潮蟹，江狗鱼受到惊吓，贴着水面跳过。这让我们兴奋异常，哥哥抠起一块泥，堵住一只螃蟹的洞，打算去抓。父亲便在前面催促。

天大亮了，父亲终于在一处浅湾停下，说：“这里有蟹，你们用铁耙子刮泥皮，刮到蟹就能看到两只钳子竖起来。抓的时候要小心，大拇指先按住蟹背，食指和中指托着蟹腹，这样它就夹不到你了。”

我与哥哥分头行事，父亲则爬上蛏田垄，去抓大的。哥哥先是在水洼里勾到一只，他小心地按住青蟹的背，囫囵地提起来，丢进背篓后对我喊：“细弟，我抓到一个！”

我应了一声，低头更卖力了。

没多久，哥哥似乎又抓到一个，这一次，他不再叫我，只是低着头继续往前。没过多久，我的铁耙子下面终于发出了“咵嗤”的声音，一对青色的钳子从灰泥里直楞楞地竖了起来。那一刻，父亲的教导早就抛到九霄云外，我直接伸手去抓，青蟹毫不意外地朝着我的掌心狠狠地夹了过来。我忍着疼，死死攥着它放到篓子口，甩了好几下，螃蟹才松了钳子落进篓子里。

手里的血一下子涌出来，但“终于赚到钱了”的兴奋感又让我很快忘了疼痛。我对着不远的哥哥喊：“阿哥，我也抓到一个！”

远处的父亲跪在一处蛏田垄边，用蛏刀削出大块的灰泥，甩到边上，再伸手进去探，又拿着随身的铁碗舀开流进坑里的水，这样几个来回，挖出来的坑越来越大，父亲半个身子都陷在里面，最后一次探完，他拿起青蟹钩，抓住竹柄，一点点地往外抠。

我和哥哥也从湾里爬上去，跑到父亲身边。一只半斤重的大青蟹挥舞着粗壮的蟹钳子，被父亲像玩物一样抓在手上。他从挖出来的泥坑里出来，用一只膝盖压着青蟹，一只手从篓子边抽出蟹草拧成绳，将蟹绑好，放进背篓里。

“我们往下走，那里有更大的洼。”父亲说着，又转头问，“你们抓到苗了吗？”

“我抓到3个，弟弟好像抓到1个。”哥哥说。

我还没说话，父亲就看到我手上的血，说：“去洗洗吧。”

我刚把手放进海水里，就疼得拿了起来。

“男孩子不要怕疼，让盐水咬一下，一会就不流血了。”父亲在身后说。

那天我们直到水快涨满才回家，一到路口，就看见妈妈在那里等着。父亲让我们去洗掉身上的江泥，自己提着3个篓子去卖苗子。

等我们出来，父亲已经坐在院子里的石墩子上，手里拿着钱，脸上挂着并不多见的微笑，好像儿子们今天赚来的这20多块钱，足以减轻压在他肩膀上的担子。

父亲少见地给了我们零花钱，我和哥哥拿着钱就向小卖部飞奔而去，父亲则把在篓子里死掉的青蟹捡到碗里拾掇起来。等我们攥着零食回来，灶台上已经放着解开的米粉，妈妈买来的肥猪肉也在锅里呲呲地熬油了。

兴许是第一次赚到钱给了我信心，我对着父亲说：“让我来炒一回米粉吧！”

父亲瞥了我一眼，随手把碗里的青蟹倒进冒烟的锅里：“你人都没有灶台高，怎么炒得来？”

烟雾蒸腾的小厨房里，我仰头看着父亲，他眯着眼睛盯着锅里的青蟹，锅铲刮过锅壁，猪油炸锅的声音连着门外果树上知了的鸣叫，邻里聚在院边的地头聊天。

那些记忆里蛰伏的汗津津的夏天，就逐渐血肉丰满了。

父亲讨了几年海，我与哥哥也渐渐长大了，一家人住在两间小平房里越发局促。父亲思酌再三，终于决定再添一层楼。于是，他白天讨海，晚上就把第二天建房子要用的材料一担一担地挑上去，等房子建好之后，家里的积蓄所剩无几，生活也拮据起来。

那时候村里修了路，蛏子开始能卖上价钱，于是父亲又放下讨海的篓子和青蟹钩，成了一个蛏农。

种蛏并不容易：先要做蛏田，寒露前后，在可以蓄水的滩涂里挖出4条一人高的蛏堤，好把涨潮的水和蛏苗截留在里面，然后把漂流在海水里的蛏种子用细网捞起来，撒在做好的蛏田里。过了一阵子，还要去蛏田里再找一回蛏苗，这次不用抄网，而是用手把还钻不到深滩里的蛏苗拣出来，撒到更大的蛏田里。等这些蛏苗长到一斤100多粒，再把它们移到另一个更宽阔、更肥沃的蛏田里。等清明前后，蛏子大约一斤有40到50粒的时候，就可以挑到市场去卖了。

父亲第一年种蛏子只能买蛏苗，可家里没钱了，从来不爱麻烦别人的父亲终于放下尊严，去跟更吝啬的伯父借了1000元。父亲经验不足，蛏苗播下去没几天就遭遇了大风天。父亲整晚没合眼，等台风稍稍收了一些，就扛着大铁耙子下了江。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也联系不上他，风还是在刮，母亲就让我们待在家里，时不时地去路口看一眼。等天全黑了，父亲才终于回来了。

我记得那一晚他一进门，母亲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损的不多，还有一大半。”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安慰母亲。

种蛏子之后，父亲只能在得闲的日子讨一讨碎海，那碗猪油海鲜炒米粉，就鲜有机会吃到了。

等清明过后，蛏子可以收了。这是大人的活，需要体力和技术：用蛏刀斜着削下一块江泥，能见到许多大小如同指头的洞，每个洞下面，就是一粒蛏子。找蛏的高手竖着又下一刀，削下一片长长的泥块，几粒蛏子就立在被削开的洞里，薄薄的壳还是完好如初。

6、7月是收蛏子最好的季节，早了不肥，晚了蛏子“灌脑”（方言，指蛏腹怀卵），吃起来又腻又腥。

每日凌晨，父亲依旧按着潮水的时间起床，母亲煮一盆紫菜汤给他就饭，他吃完再灌一瓶凉茶，要是“长流水”，还要准备一些馒头，然后就出门了。

刚开始种蛏子的时候，父亲都是挑着卖给贩子。那些心眼多的蛏农，会把蛏子放到水里浸个把钟头，蛏子吸水，就能称得重些，看起来也更饱满。父亲不这么做，他有他的一套原则：蛏子浸过水就不那么好吃，他有义务保证自己种出来的蛏子的味道。

有时候父母晚归，哥哥去帮忙挑蛏子，我自然顺势接下来做饭的任务。那时我已经高过灶台，也够力气用两双筷子挑起一整锅的米粉。但或许是经验不足，或许是配的冰冻海鲜不对，我总是炒不出父亲炒的鲜香味。

等父亲种了两三年蛏子之后，蛏子的价格已是一路飙升。种的人一多，到挖蛏的旺季，贩子就要压价了。通常，不愿意贱卖的蛏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挑着蛏子去十里八乡的市场散卖，要么就挑回家自己剥壳晾晒，做成蛏干。

父亲脸皮薄，也不大懂得吆喝，就只能选择更耗精力的晒蛏干了。

蛏子洗掉江泥倒在木盆子里，中间放一个铁碗装蛏子肉。行家剥蛏子，蛏头朝下，否则蛏子滋出来的水要射到人的脸上。要先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着蛏子一揉，掰开蛏子——力气重了，蛏壳破了粘在蛏肉上，轻了又捏不开；掰开蛏子后，捏着蛏鼻子往下扯开蛏衣——力气重了蛏子肉会断，轻了蛏子肉又离不了壳；最后，掐掉蛏肉后面连着壳的关节肉，蛏子就剥好了。

熟练的剥蛏人，剥出来的蛏子肉是活的，这样晒出来的味道才叫做好。等蛏肉聚满一铁碗，母亲就把它们倒进水里养一会，好让它们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净——但又不能浸得太久，不然蛏子的味道容易散。

有些蛏农要蛏干卖相好，让蛏子肉在水里把自己灌得又圆又长，那样晒出来的确好看，但是吃起来会少了一份鲜货的味道。父亲坚持把蛏肉只养到吐沙就立马捞起来，对于他来说，好不好看是其次，蛏干的味道才是他脸上的尊严。

我剥蛏子不太在行，就只能去晒蛏子，这也是我每年暑假的必修课：把长三四米的方竹箩从父亲搭的凉棚里搬到太阳下，铺上网子，蛏肉均匀地撒在上面，两只手同时动，把蛏子拉伸撑直，摆到颗粒分明。

每到这些日子，天气就成了全家最关心的话题，倘若连着两三天阴雨，天台上千把块的蛏子就要坏掉——父亲曾经试过把放蛏的方竹箩两头挂在梁柱上，下面加两个煤炉，来回摇着烘干，结果受热不均，有些烤熟了，有些却还是湿的。

因此，要是下雨，父亲就满面愁容地待在家里。我们则挺开心——这是老天给我们放的假，母亲也会乘着空闲做些吃的，炸海蛎饼、炸蚕豆糍粑，或者杀个鸭子、炖只鸡。

有好几次，我都吵着父亲要吃炒米粉，但父亲总是以没有那些碎海鲜为由拒绝了——炒米粉一定要配章鱼、软壳青蟹和虾蛄——这也是这个顽固的中年男人众多坚持里的一个。

又过了几年，我和哥哥一同考上了大学，对于父亲来说，这又是一个莫大的负担。

虽是在本市读书，我却很少回家。哥哥去了湖北，能回来的机会就更少了。母亲总说，父亲又多种了许多蛏子，间隙的时间也去给蛏场干活。他呆头呆脑地不懂得惜力，别人都只挖两筐，就他挖了三筐还有余。一起干活的不乐意了，便有人牵头孤立他。母亲要他买些点心给大家分分，好缓和些关系。父亲却不乐意，他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凭什么要低头。

几年过去，等我毕业以后，家里决定让我出国。在老家福清，每家几乎都有人出国去，虽然都是打着留学的名义，但实际上就是去务工，会不会成为黑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家，都是没有定数的事情。

签证出来之后，我的心情复杂了起来，像是打了一个要用余生做注的赌。父亲看我时常晃神，终于放缓手里的活，在几个“短流水”的日子里，特意去讨了碎海，抓到的东西一概不卖，统统煮来给我吃。

他知道我爱吃米粉，就专门捡好的青蟹与章鱼来炒。但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嘴里自然尝不出好来，一碗米粉也总是吃一半剩一半。

刚开始父亲还问米粉是不是咸淡不对，后来也就不再问了。有一回我从家里出去找朋友，快走到大路的时候，一转头，看见父亲在二楼的阳台，把身子弓到围栏之外，定定地看着我要去的方向。

家里为了我出国，筹集了近20万，这对父亲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

刚到国外的时候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夜整夜睡不着。给家里打电话，寡言的父亲总要在母亲即将挂断电话的时候抢过来说几句，内容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吃饱穿暖，家里很好，不要挂念，钱的事他会帮我想办法。

后来我听母亲说，江里已经有污染了，别人都假装看不见，固执的父亲却放弃了已经挖好堤的蛏田，往更下游更干净的地方开蛏田去了。那个开出来的蛏田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车，再脱了鞋子踩着泥泞的滩涂走一个小时，跨过一条涨潮时能淹到下巴的江流，再走一阵子才能到。

我时常想，父亲在这么长的路里究竟想些什么，或者他什么都不想，像他说的，“走路，就看着路好好走”。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找了工作，慢慢还清家里欠的钱，谈了恋爱，还拿到了澳洲的绿卡，可就在快要结婚的时候，女友出轨，3年的感情就此终结。也许遗传自父亲，我也不大擅长与人分享心事，在人生中最阴郁的时光里，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没忍住，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哭了起来。父亲在旁边听到了，抢过电话，用我从没有听过的声量大声地说：“阿命，你是男孩，你要勇敢！”

之后的时间里，只要我有打电话回家，父亲总是打断我与母亲的聊天，非要与我多说几句。但他本来就不善言辞，干巴巴的聊天很是尴尬，说不了多久就挂了。

我决定回趟家。

飞机跨过太平洋降落在长乐机场，父亲并没有来接我，这让我多少有点沮丧。到了家里，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强睁着要闭上的眼睛等我回来。4年时间，那个肌肉健硕、身形灵敏的中年男人，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形容枯槁的小老头。

我喊了一声：“阿爸，我回来了。”

他笑一笑，说：“回来就好，快点去休息吧。”

第二天我刚醒，就见到父亲坐在我床头细细地看着我。见我醒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说：“快点下去吃饭吧，我要去江里了。”

等我洗漱完下了楼，看见母亲正在忙着切菜炸海蛎饼，桌子上摆着一碗炖蛏子，还有一大海碗炒米粉。母亲说：“你爸两三点就起来，去江里给你抓了些东西来炒米粉，还去蛏田里挖了些蛏子回来炖，现在季节不对，你看看还肥不肥。”

我往窗外看，路口的碑换了个新的，路也修过，树顶因为架电线，被砍去整个树冠。但一碗炖蛏子，一碗海鲜炒米粉，轻易地就修复了离家数年的陌生。

那段时间，父亲照旧依着潮水起床去江里干活，回来的时候，总会讨一点海货。炒米粉总是会有，但我早就不是那个热爱磨章鱼的孩子了。似乎少了点什么味道，父亲老了，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两双筷子夹起一整锅的米粉抖动起来，又或者是像他说的，猪油不敢多吃，对身体不好。

临走那几天，父亲得知女友想要与我复合，便在一天夜里，试探着要我打电话给她，试试与她和好。我说：“我过不了那个坎，再说，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低头。”

后来母亲说，我说那几句话的时候，像极了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

2015年，妈妈问我和哥哥，要不要把旧房子拆掉盖新房子。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动工。我和哥哥先把积蓄寄回国，再每月寄钱回去，由父亲管场。

2016年年底，房子盖好了，哥哥也计划在2017年1月与嫂子结婚，于是，我又一次回了家。

父亲的眼神已没了往日的凌厉，肤色虽然还是黝黑，但整个人都胖了不少。马来西亚来的亲家挤在新盖好的屋子里，哥哥在大厅招呼，我在厨房里帮着父亲打下手。临到要做海鲜炒米粉的时候，我对父亲说：“让我试试吧。”

父亲没说话，把勺子递给了我。

少年时期那个总想把自己代入到父亲身体里来炒米粉的人，如今终于正式接过了勺子。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海鲜放进锅里炒个半熟，倒水煮沸，放米粉煮一阵子，捞一只集市买的鱿鱼脚放在嘴里吃——江里长了许多蒿草，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去讨海了——用勺子舀出汤汁，留一点继续烧，家里没有猪油，就用菜油代替。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用筷子夹起整锅的米粉抖动起来，再夹起，再抖。他站在我的身边，好像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传承，就完成在这样枯燥和重复的动作里。

农历年后，我在家多住了几天。

一天，父亲骑着电动摩托载着我，就像小时候他让我坐在自行车横杠上一样，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市、卖年货的摊铺和喜气洋洋的人们，回去了搬运站的旧址。

那个铺油布卖海鲜的地方早就被一排店铺代替了，早前的仓库，已经变成了附近居民健身娱乐的场所。搬运站的铁门还在，但那3个红漆写的字早就没了。塔台长满荒草，建在上面的吊车锈迹斑斑。下游围海建塘，江里的淤泥已经越来越厚，外地的蛏苗带来的蒿草种子凶猛地繁衍，整片整片地长出水面。讨海的外省人从里面钻出来，低着头寻找青蟹的洞穴。

父亲坐在曾经和工友吃饭的石椅子上。那一刻，好像父亲与我这些年的时光，忽然坍缩成了一点，我们轻易地一跃而过，站在二十多年前的自己的身边。

天色渐晚，我们长久地凝望着这一切，那座断了龙江水路的桥上，车水马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