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抓嫖”引发官媒怒火 闹剧背后的中国权力困局

中国媒体罕见地对地方政府表示集体愤怒。 

近日，一位北京记者发表文章讲述其在采访一起重大化学品泄漏事故时的遭遇，其中地方宣传官员回避正常采访，警方深夜入房搜查等情节引发舆论关注。 

《人民日报》、央视网等中国官方媒体均严厉斥责当地政府“做法粗暴”，“干扰媒体正常采访”，并告诫“别把监督者当成麻烦制造者”。有分析指出，在中国加强媒体管控的大背景下，此事反映了媒体和政府间矛盾的激化。 

权力任性引发的“闹剧”

事件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泉州。11月初，一家化工企业在装船时操作失误，导致近7吨有毒的化工原料碳九（C9）泄漏，威胁当地数万居民和附近海域生态。 

最初当地官员试图隐瞒事件，严格控制媒体及网络舆论，并虚报事故处理的进展，致使民众出现不少怨言。这种局面直到外地媒体介入后才得以扭转。 

北京时间11月4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泉州发生近7吨有毒化工原料碳九泄漏事故，给当地数万居民和附近海域生态造成威胁（图源：VCG）1/5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消除。 

11月19日，北京媒体《财新周刊》的记者周辰发表文章称，她在当地采访期间几乎全程被不明身份的人员跟踪，向当地官员提出采访要求也被拒绝，甚至连拍照也受到阻拦。 

可奇怪的是，当地宣传官员又私下联系记者，要求和她“聊聊”。遭到多番婉拒后，对方直接说：“你这是怕我们领导公关你啊！” 

更严重的事发生在11月11日晚，4名身着警服的男子在深夜刷卡闯入记者所在的酒店房间，要求查验身份和搜索有无其他人员。一无所获后，他们称是“例行检查”，但整个过程中未出示任何证明其身份和行动理由的证件。 

这些人离开后，酒店方面打电话向该记者致歉，同时透露，这4个身着警服的男子是“直接命令前台”交出当事人房间的房卡，并没有要其他房间的房卡，也没有对其他房间进行所谓“例行检查”。 

该文发表后，迅速引起舆论关注。一些媒体人士和网友认为，该记者是遭到警方的“精准抓嫖”——意指以打击非法性交易为名试图进行构陷。 

多家中国官媒随即发声，指责当地政府和警方做法不当，认为这是对媒体正当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的不法侵犯。 

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管辖的《光明日报》还发表评论称，这类闹剧在中国并不鲜见，而其所以频繁发生，则突显了地方政府手握权力的任性姿态。 

央视网的评论也认为，“滥用公权力，对党政机关公信力造成的伤害，有时远远比一起事故深远。”并告诫地方政府与其把精力花在公关记者身上，不如做好舆情处置，反思民众与当地政府间的信任难题。 

中国媒体发怒背后原因

此次事件中，中国媒体几乎立场一致，对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滥用职权、干预媒体监督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不仅如此，这些批评还从舆论管控层面上升到对地方政府权力运用乱象的指责。 

在舆论压力下，11月20日泉州市公安局作出回应，称记者所述属实，执法人员“工作方法简单、执法不当行为，造成了不良影响”，并对三名警务人员分别做出检讨和停职检查的处分。 

但对事件的反思和追问仍在继续。 “道歉不是终点，得有人为此负责。”《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自媒体账号“侠客岛”发表文章指出：“查房的决策是谁做出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背后反映出了何种治理水平与行政逻辑，才是真正要害。” 

分析人士认为，在近年来中国全面加强舆论管控的背景下，如此激烈表态捍卫舆论监督权利的做法很不寻常。 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如披露此事的《财新周刊》，以及中国以敢言著称的《新京报》等，对此事的批评或是表达对政府舆论管控过细过严的不满。借由此事所暴露出的地方政府滥权问题，他们试图申明媒体监督和公民知情权的价值，以期对更高的权力机关改变政策形成压力。 

而中国主流官媒参与批评，则可能是当前中国基层官方和媒体矛盾激化的现实反应。正如许多评论中所说，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在发生负面新闻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管控媒体、封锁信息。这不仅使民众埋怨，也妨碍了上级政府部门获取情报，阻塞了正常的信息流通渠道。 

前述“侠客岛”的评论中引用了一个说法：“欺下必瞒上”，指责地方官员为了遮掩负面消息，保住自己的权位，而做出不利于民众和上级机关的事。他们要求各级政府“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分析人士认为，这与中国官方近期重提“枫桥经验”的背景很相似。根据中国媒体表述，“枫桥经验”的内涵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一基层治理经验最初由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之后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政地方和中央时曾多次提出要发扬这一做法。 

而从媒体对政府干扰监督的愤怒中，似乎显示了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中国官方已被自己的舆论管控措施所累。今年以来，工人、老兵、教师和被受房屋拆迁影响的居民上访游行事件频发，中国地方政府严格封锁舆论一再招致批评。 

在此背景下，要求政府尊重媒体监督职能，停止滥权行为，似乎是避免地方矛盾受阻升级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是，此事能否引起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舆论管理部门的反思，进而放宽媒体监督的尺度，目前还难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