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成中美博弈牺牲品：西方跨国公司给任正非的经验

美国司法部1月28日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并提出23项指控。中国外交部和华为立即就此做出了回应。中国外交部谴责美加两国滥用他们之间的双边引渡条约，是对中国公民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并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不要发出正式引渡请求，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华为也紧随其后做出声明，”我们对美国政府今天针对华为提出的指控感到非常失望。孟女士被捕之后，华为试图与司法部就纽约东区的调查进行讨论，但被拒绝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华盛顿西区法院关于华为商业秘密案件的相关民事诉讼早已和解，和解前西雅图陪审团也对商业秘密相关诉请做出了没有赔偿、华为不存在主观恶意的裁决“。 

事态的变化，又将华为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 就在美国提起诉讼不久前，华为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1月15日至21日接受了中国及海内外多家媒体的采访。其中包括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以及《金融时报》等7家西方媒体的采访；1月17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国国内媒体的联访；以及1月18日和1月21日共同社等日本媒体及多个国际媒体的采访。 

从这些媒体的采访通稿看，围绕的最多的话题便是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这同时也是西方对华为最大的质疑。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华为虽然是民营企业，但与中国政府关系紧密，若让华为手机网络基础设施进入本土会导致中国政府得以监控其网络通讯。基于这样的判断，美国2018年12月联合联合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国禁用华为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并不是在国际上唯一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国际上，不少国家的跨国企业与其政府的关系都十分紧密，甚至比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更甚。 

例如，韩国的三星集团，与韩国政府的关系互相依存，三星企业对韩国政治的发展甚至有着相当影响力。还有日本电信电话（NTT），是日本一间大型电信公司，其前身是日本国企“日本电报电话会社”，1985年才正式民营业化。 

除了三星与NTT这两大公司，德国电信和美国埃克森美孚也同样是世界闻名的跨国公司，德国电信创始初期还是国企，直到1996年才私有化后成为股份公司，德国政府目前占德国电信达31.9%的股份。而埃克森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2006年到2016年担任埃克森董事长兼执行长。 

无论是三星还是NTT，它们与各自政府的紧密度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们未遭到欧美国家的“围剿”和“质疑”。这些跨国通信公司能够获得欧美国家政府的信任，抛开意识形态不谈，在与美欧政府“打交道”上它们有着不少经验值得中国跨国企业需借鉴。 

首先，这些西方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得到美欧政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资金的透明度。三星、NTT、德国电信、美孚均为上市公司，这也是它们最大的共同点。由于公司上市后变成了公众企业，所以它必须遵守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接受监管，这就使公司的财务状况变得十分透明。这也是这些通讯公司能够获得美欧政府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上诉的跨国公司美欧企业都有股份。比如三星的大部分股份在美国金融家手中，三星主要股东外资竟占高达55%。也就是说，三星电子已经被美资掌控了，三星电子丰厚的利润被美资获得，三星发展，受益最多的是外资也就是美资。而英国跨国电信公司沃达丰（Vodafone）集团则是日本电信最大的股东之一。 

不少国家的跨国企业与其政府的关系都十分紧密，甚至比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更甚（图源：VCG） 

反观华为，虽为跨国公司，但直到如今也并未上市。2014年和2016年，任正非就曾在公开采访时明确表示华为不会上市，华为在未来五六十年都不会上市。 华为不上市的决心让原本就对华为不信任的西方国家认为，华为之所以不愿上市或许是为了掩盖中国政府对华为的资金支持。这样的推测并无实质依据，却是西方政府“排挤”华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一家企业该不该上市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但美欧政府对跨国公司的透明度十分介怀，尤其华为还是一家从事通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企业。所以，如何增加自身的财务透明度，以及增加美欧从华为项目获利的可能，或是华为应该需要考虑的关键。 

其次，西方企业有效的利用了公关宣传和游说集团的力量。韩日非常擅长对美游说和公关，经常通过利益集团、专业游说团队，进行院外游说。

以三星集团为例，三星20世纪90年代初也曾面临被美国控诉倾销。当时三星的掌舵人李健熙敏锐地抓住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 Clinton）重视硅谷的特征，向美国派遣人员进行大规模游说，对象包括美国白宫、议会、贸易及科技部门的有关人士。 

不仅如此，三星还不断向美国政府表示“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三星最终成功利用美国的顾虑，度过了这场危机。此后，三星开始重视对外宣传，并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公关及宣传团队。 

还有埃克森美孚也拥有强大的公共关系部门，配备足够的资源，随时为公司利益开展对西方政府、议会等关键岗位、关键人物的“游说”工作。长期以来，该公司在政府游说工作上投入的预算一直居美国各大公司之首。 

同为跨国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与西方政府打交道的经历以及它在对外宣传的方式或许是华为可以借鉴的一个“榜样”。如今，中美结构性矛盾越发凸显，两国在贸易、科技等领域的争端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为俨然成为了中美博弈的牺牲品。华为公司是否能够度过“四面楚歌”险情，它是否能如任正非所言继续壮大，最终还是得看中美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