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北京选址折射的政治符号（组图）

中国中央政府已被确认即将公布其国内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并即将在香港举行宣讲会，向外界阐释湾区发展方针。 

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曾经表明，大湾区可深化香港与内地合作，也是丰富“一国两制”的新实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亦重申，“一国两制”将是大湾区取得成功的因素。 

香港无疑是大湾区的重要一员，在金融、航运、专业服务等领域比较有优势和国际声誉，但在产业高度单一化及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两大因素掣肘下，香港对中国区域经济的重要性明显不如以往。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管治阶层始终未能展示应有的想象力和政治魄力，提不出高瞻远瞩的规划，一众政治反对派则仍执迷于意识形态之争，盲目拒绝陆港融合和京港沟通。这种局面存在着极大风险，因为大湾区规划已成既定事实，香港若不积极应对，只是甘于做着“中间人”、乃至“旁观者”角色，最终只会失去自主地位，难逃“被规划”的命运。 

北京方面向来重视政治符号的意义，是次宣讲会选址香港，说明香港仍具有重要地位，但这只是点出事实的一半。 

在大湾区，香港既属中国国内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一部分，也站在湾区走向国际的前沿，香港官员不但要认识“两制”之别，更要彻底反省自身的长远规划，重新发掘香港竞争力；不但要改变一直阻碍香港发展的“积极不干预”施政方针，更要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有效的管治方式，方能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争取主动，而不是被分派任务。香港精英阶层亦需要意识到当前的形势，积极提出对香港有利的商业创想，并积极参与推动。 

可惜的是，港府迄今并未提出任何长远规划和具体政策，也未能有效引领舆论，将湾区经济体的概念和发展设想传播给大众。回顾林郑月娥这届港府过去两年多的作为，虽然态度积极，但为香港求索与创造发展机遇时仍举步维艰，前瞻性和行动力仍带提升。而不论是香港建制或是泛民主派政党，对大湾区也缺乏认知。 

在大湾区的整体布局上，香港与其他城市协调时须有明确的定位。香港的专业服务仍有相对优势，可以在“一带一路”上作为中外企业衔接的桥梁，但“一带一路”与大湾区发展不尽相同，前者是衔接中外，后者却是香港与内地发展衔接，若香港只是依赖传统优势服务业，未来遭迎头赶上的机会甚高。 

林郑月娥曾表明，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大局中不再是“联系人”，而是“参与者”，但目前来看，细致内容依旧欠奉。一如纽约和东京是美、日各自国内湾区的龙头，林郑月娥理应认识到香港是大湾区的领头羊，在巩固优势产业外，更应提出创见，争取主导大湾区发展方向的制订，加强香港在各城市间的协调作用，在产业政策规划上更为进取，借此提升经济结构转型效益，解决竞争力不足的困局。 

规划层层相扣，要扩充香港的发展潜力，让香港人受惠于大湾区的融合发展，首要考虑即是香港与邻近的内地城市深圳之间的两地“同城化”。 

“港深同城化”是大湾区概念中对香港最有直接作用的，但过去港府、香港立法会及本地传媒很少讨论，一来因这个词语本身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些政治禁忌；二来是香港官员和议员对大湾区概念均没有透彻理解和解读，难以引起舆论关注。可是，当大湾区提升至中国的国家级战略层面，成为一个涵盖几千万人的共同发展大计，“港深同城化”也自然成为香港不可回避的议题。 

“同城化”的具体意涵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商业合作，还是文化融合？其实，将它狭隘地套入任何一种想法，都是肤浅的。 

整体而言，“同城化”的作用在于突破城市间的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促进在经济、社会、环境、城市空间等方面协作规划、运行和发展，构建联合大都会圈，并透过创新、修改制度，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放在大湾区强调的协同效应层面上看，由于共同发展利益所产生的关联，香港与深圳两地未来在地缘经济环境上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 

“港深同城化”其实不是什么新颖概念，但如前所述，它在香港却长时间因政治因素而未获重视。必须强调，“同城化”并非如字面所指，是两城“合二为一”，而是为了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令市场、产业和基础设施一体化，借此共享资源和产业分工，提升整体竞争力。对香港来说，与深圳“同城化”不等于放弃“一国两制”，反而是在保有独特制度优势下拓展发展空间。 

深圳2018年的经济总量居于亚洲城市前五名，比较两地发展势头，超越香港指日可待。深圳经济增长率大幅领先于香港，服务业的产值占比也日益提高。可以预见，两地的实力差距将愈来愈窄。在此考量下，与其任由两城恶性竞争，不如尽早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自大湾区规划公布以来，与此相关的内地各城市，准备工夫可谓如箭在弦，香港政府与本地各界精英必须留意到，香港其实已落后于人。在寻找变与不变的新平衡点时，港府不但要巩固诸如司法独立、高度自治等制度和传统产业等自身经济结构优势，更要跨过政治阻力，认清经济融合的必要性，并积极落实。

推动“同城化”，便是在保持“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下，以香港利益为依归，尽量把制度差异转化为竞争力，减低区隔，让人口、货物、资金和信息加速自由流动，借深圳等内地城市在科研、创新与制造上的能力，促使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才是“主动”融入这项重量级发展规划的应有作为。 

尽管毋庸置疑的是，港府的主事者一定是不忘初心的，但如今，其一定还需要超越口号式宣传，尽快采取切实行动，既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于金融与法治等层面的优势，强化自身在中国区域经济的龙头角色，也把握机遇推动本地产业转型发展，让香港人真正享受经济融合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