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闭关的“国运”之争：中朝不是同路人（图）

2月份在河内受挫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似乎在那之后陷入一种对既往一年对外路线的省思和对朝鲜未来命运的深切担忧之中。那些对金正恩本人和朝鲜有所期待，认为他可以在当下的国际压力下主动伸开双臂拥抱世界的人，如今重新陷入一场忧虑与焦虑中。 

无论是在元山葛麻参观还是各地厂企商店视察，金正恩一直在重申朝鲜的立国之本“自立经济”和主体思想。直到不久前，人们注意到这已经成为朝鲜和劳动党当前最根本的路线：当地时间4月11日，金正恩在题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和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历史性施政演说中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现阶段斗争中，朝鲜面临的中心任务是把国家的一切力量集中于经济建设，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且，“当今的政治形势潮流要求朝鲜更高地举起自立自力的旗帜。” 

尽管金正恩表达了对第三次金特会的开放态度，但是人们看到了他更多的“不稀罕”。  

至此，几乎没有人怀疑，在坚持了一年多的缓和和接触战略依然无法打开局面后，朝鲜外交政策很有可能重新捡拾父祖辈主体思想旗帜，让刚刚微启的大门重新对外关闭。而且，更有甚者，出于政治不信任的考虑和自尊心的受挫，朝鲜也面临重新走回保守路线并持续忍受经济封锁压力的可能。 

这一场景似曾相识，并刺激人们反思对于一个生活在现代互相依赖、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来说，经济封锁与制裁、国家保守与开放、民众福祉与国家命运之间深刻的逻辑关系。 

恰恰在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访华时接受了一次有关中国国运的采访。这篇专访找中，沃尔夫试图说明如今依然吃紧的中美贸易战可能如何改写中国的国运，是否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的拐点。   

我认为这取决于中国究竟如何应对和终结这场贸易战。如果中国在经济自由化上做出更大努力，得到西方的认可，国际环境对中国仍然开放，那么我相信中国的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而另一种可能，就是贸易战让中国领导人对继续开放经济产生疑虑，转而认为可以依靠国内市场，或许再加上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其实后者体量很难和发达市场相比，那么中国就会放弃在贸易上的比较优势，放弃对外投资，把目光转向内部，实施所谓的‘闭关锁国’。 

沃尔夫提到，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的，比如19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在遭遇汹涌而来的经济大衰退后，转而对世界关上大门并就此一直沉沦的阿根廷。 

事实上，人们当然理解沃尔夫的意思：作为一名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市场的鼓吹者，他所奉行的开放与自由信条当然会影响他的看法。从经典经济学立场看，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全球范围的社会大分工曾经促使那些新兴的工业国家不断在全球开疆拓土，寻找尽可能充足的原始资本积累途径。在那些人人信奉古典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新贵们看来，谁要是阻挠国家门户开放谁就是他们的敌人，谁要敢阻挡他们的船舰入港他们就会让大炮还以颜色……于是，全球化的浪潮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无人可以阻挡。 

中国在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甚至更早之前的鸦片战争之后，便开始思考“开眼看世界”——对外开放究竟是国运改写的毒药丸还是催化剂。那些从500年前便扬言“片甲不得入海”，陶醉在四海宾服幻觉的古老帝国统治者肯定不会认为对外开放会带来衷心臣服，他们的觉悟甚至还不如“两宋”甚至隋唐。 

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仍然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自我改造，当1978年外界的光线映入中国时，所有人当然始而恐惧，时而困惑，继而真心臣服，再之后便学会省思与消化吸收，最后则内化为自己成长的营养与动力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绩中，很多人会低估这种“对外开放大门”所带来的刺激作用。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正是这种开放才让中国实现了经济上的融入世界。

中国会如沃尔夫担心的那样重新走回保守路线甚至闭关锁国吗？可能没有一个人会认同这样的结论，或者说很难产生类似的担心共鸣。从根本上说，中国不同于朝鲜，中国已经深刻嵌入到全球政治经济的分工链条中，无法抽身，而难以因为一场贸易争端而走回头路。 

人们已经注意到，恰恰是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最难以接受贸易壁垒。在特朗普政府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力量在西方世界复兴，反全球化和鼓吹保护主义成为骗取选民的“有效骗局”时，反击他们的却是中国。 

所以，开放不一定带来有利的世界分工，但是闭关锁国肯定会自决世界。在这一点上，中国不像邻居朝鲜，少数领导层已经很难因为个人的性格或者好恶来改写一种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