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香港反修例 一场现实版的“罗生门”（组图）

过去一段时间，舆论场围绕香港问题的争论纷纷扰扰。不久前在香港机场发生的殴打内地游客和记者的恶性事件，让内地的仇港情绪一度被调动起来，“北京赶紧出手”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香港无疑是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只是风波持续至今，始终是一场现实版的“罗生门”。各方各执一词，谁也不愿意听谁说，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站在各方立场似乎都有理直气壮的理由——

北京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高铁等利好举措，以期推动积极“一国两制”，换来的却是港人的反感甚至抵触；特区政府原本基于很正当且必要的原因启动修例，最终却演变为全港范围的拉锯战；参与游行的大多数港人原本是怨气和怒气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总爆发，却不料想随着情势的不可控被少数暴力分子挟持，和平示威走向暴动，近乎颜色革命……

那么问题来了，香港今天的“病症”究竟要怎么治？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乱局要怎么收场？

这无疑又是一场“罗生门”，各方都有自己的“药方”。而且都理直气壮地认为，对方给出的“药方”对今天的香港不管用。

先说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者给出的“药方”，便是重启政改，给港人“真普选”。特区政府为什么可以傲慢到这个地步？都怪特首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所以特首自然可以不用考虑民意和选票，置港人利益于不顾；香港为什么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到如此严峻的地步？都怪没有普选，所以特首只需要为“两个老板”——北京和大财团效力，就能稳坐大位；香港年轻人为什么买不起楼？都怪中共支持的地产商，以及没有普选导致的愈加严重的“官商勾结”。

循着此逻辑，多数港人得出结论：普选才是解决目前困局的唯一出路。没有普选，“神马都是浮云”。

香港问题不仅是香港问题而已，而是关乎大变局中的各方。（多维新闻网）

再看北京给出的“药方”，经济民生才是一剂良药，因为“发展是硬道理”。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讲话说得很明白，“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这都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要“以人为本、纾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而这一切，都需要港府以及涉港机构，“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最近几年，不管是广深港高铁还是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循着这一逻辑展开的。这一次香港反修例爆发后，北京主流舆论场也在不断“把脉”，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

一方在诉诸“政治民主”，一方在着力“经济民生”，经过一番撕扯搅拌，越来越走向撕裂和不相容。而且也因为认知的不同，所以就注定了香港问题没有“速效药”，短期内不可能轻易化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日前发文指出香港的根本问题，是“谁主香港”。具体来说，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但香港政府真的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基于此判断，郑永年得出结论，香港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取决于回答“谁主香港”这个问题。但给出“解药”的同时，郑永年也不得不承认，“在没有一个政治主体出现之前，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香港会出现稳定的局面，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香港反修例中的暴力行为，正在让运动走向变质、变异。（ Getty）

今天香港的舆论场，总是盯着一些“枝节”不放，比如北京会不会出动解放军武力清场，深圳示范区的推出是不是意味着北京要放弃香港，北京一直“按兵不动”就是为了在最后一刻“有理有据”的介入……诸如此类的猜测，不仅低估了北京系统性的战略考量，也高估了香港问题今次的分量。

其实不独是香港舆论场，今天在西方媒体端口最广泛的猜测，也是对标1989年的那场天安门风波展开的。《纽约时报》在近日就不断在借第三方之口发问：香港会成为第二个天安门吗？如同走上街头的港人用“反送中”的口号来解释和归因一切问题一样，港媒和西方媒体也试图用这一发问来给这场运动定性。而且在发问之初，“答案”早已隐含其中。

但六四事件的意义只是“武力清场”吗？显然不是。这场风波给予中共和今天中国的启示意义，远远被外界低估了。就近来说，如果没有经历过六四事件，北京很难在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反修例运动还能保持战略定力。正如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会见戒严部队时说的话，“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同样地，对香港来说，眼下国际的大气候和自己的小气候都正处于转捩点，大气候是中国的不断崛起与西方的相对衰落，小气候是被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裹挟的香港再难对此视而不见，所以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长远来看，这个阶段的“失败”和“坏事”，并不代表终局。如何让“坏事变好事”，才是问题发生后的关键所在。就像改革开放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放在1989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但邓小平很果断的让坏事变成了好事，因为通过1989年的冲突把内部的矛盾、分歧、戾气全释放掉了，鼓起来的脓包就戳破了，人体变的更健康，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走通了，由此奠定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基础。反修例运动也一样，这次搞得越乱，暴力越激烈，运动之后的香港可能越健康。

现在北京接连呼吁“止暴治乱”，其实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真正难的，是“止暴治乱”的同时，给香港来一次彻底的“刮骨疗毒”，别让问题遮蔽在虚假的“稳定”之下继续发酵。否则，这次风波平息了，下一场更为剧烈的风暴很快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