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证实的电话 愈发焦躁的特朗普（组图）

特朗普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主角。这不仅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也是因为这位“媒体宠儿”总是曝出大新闻。

在8月26日与法国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特朗普表示中方官员25日晚致电美方，传达希望重回谈判桌的意愿。可是当数小时后记者在北京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确认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对于美方提到的周末通话，我没有听说过”；被认为与中国官方关系紧密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在Twitter发文，表示“据我了解，中国和美国的高级谈判代表近期并没有通话”。

外交部的答复和胡锡进的表态，令特朗普和美方官员成了记者第二天连续追问的对象。对此，美国财长努钦（Steven Mnuchin）仅以“双方的讨论在反复进行”予以回复，而特朗普也不再直接回答，只是继续坚称双方进行了“大量通话”，“我不想谈论通电话。我们进行了通话。我们接到了来自最高层的电话”。

中美高层有无通话之所以受到关注，也是因为中美这几日的关税战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领域。

难被证实的通话

首先是8月1日，中美在上海举行第12轮贸易谈判的第二天，特朗普宣布将在此前已向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25%关税之基础上，再度于9月1日起向所余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对此，中国在研判数周后，于G7峰会开幕前夕的8月23日决定按照同比例，向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5%或10%的关税（此前已经向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关税）；

有鉴于此，特朗普于8月24日再次宣布将所有对华商品关税再加征5%：也即于10月1日起，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30%关税；于9月1日起向涉及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5%关税（这当中有部分商品的关税将按照8月13日的决定，滞后到12月15日开始加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历来以措辞严谨保守而著称。然而近年来耿爽等各发言人却愈发“敢言”，在引人皱眉的同时，也获得颇多赞赏。（VCG）

可以看到，无论是8月1日和8月24日加征关税的决定，还是特朗普26日的表态，都凸显了他“直言不讳”，不掩盖自身怒气的性格。

那么，中美官方上周末到底有没有就贸易问题电话？按照美方先后说法，不排除有特朗普自身夸大其词的可能，而按照中方说法，至少中美并未有高层通话，而较低层级的通话，本也在两国7月底“上海会谈”所达成的共识范畴之内：两国彼时约定在8月期间保持副部级沟通，为9月的第13轮高级谈判代表会议做准备。

考虑到这些迹象和最近中美谈判的背景，可以评估中美之间近日应该未有如特朗普所描述的“高级别对话”。不过这终究难被外界证实，也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出剧反映出中美贸易谈判的现况。

遍览最近两三周的中美谈判进程，人们可以发现一些迹象：

中方立场转硬转冷淡

首先，中国的立场正在转硬。相较于此前中方数番主动提出对美国大豆等农产品的采购方案，近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中方在美国加征关税后，第一时间取消了“上海会谈”所达成的采购协议，并且恢复了此前暂停的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关税。

而就在8月27日，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导，中国作为大豆这种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商，已经开始为明年采购南美大豆。虽然这在一个多月前才刚刚开始，但买家于8月下旬加大了对明年2月和3月出货的大豆的兴趣，这种提前锁定采购意味着中国正为更加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纠纷做准备，且不愿再与立场反复的美国多费口舌。

与此同时，外交部发言人在涉及中美问题的表态，也已愈发强硬。而纵然副总理刘鹤8月26日在重庆讲话时表示“我们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我们认为贸易战的升级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但这不意味中方态度软化，毕竟刘鹤也同时强调，中国政府有充足的宏观政策工具确保经济基本面良好。

应该留意到的是，自8月初北戴河会议开始之后，北京方面在对港、对台、对美等诸多问题上皆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回想起2018年北戴河会议传出的“中共元老向现任领导人谏言，建议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与美方接触”等消息，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谈判后，中共如今已经明显放下对美国的任何期待，“谈，大门敞开；打，随时奉陪”的态度已经成为绝对共识。

北戴河不仅仅是避暑胜地，还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这里曾经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重要决策的形成。（红色旅游网）

另一方面，一年多以前的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对中美贸易战潜在后果的担忧；不乏有人认为，正处于结构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将无法承受来自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乃至有人认为美国之所以会向中国发起贸易战，是因为现届中国政府外交政策过于强硬所致。可是在一年后的今天，这类声音已经不再是中国主流。更多企业家发现，虽然生意依旧不是很好做，虽然经济局势相较于几年前依旧不是很乐观，但也在可忍受范围之内：贸易战的后果并没有预期中那么严重。

因此，一方面出于过去一年多谈判过程中对美方的研判，另一方面出于社会整体的趋稳现况，中方对美态度的转硬、转冷淡，应该会是长期变化。

谈判的第三个参与方

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美方团队其实是由“两个参与方”组成。一者为特朗普，二者为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任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及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谈判代表和顾问幕僚。特朗普与这些美方官员在对华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些分歧，这主要是因为双方想达成的目标不同。

但如今这种分歧有逐步加深的趋势。

对莱特希泽和纳瓦罗等官员而言，他们的终极目标或是调整美中贸易结构，或是遏制中国崛起。因此对他们而言，最终成果才是最重要的。而获得这种成果亦可以通过两条选项。

一是在“大协议”的框架下，通过添加各种针对中国的限制性条款，逆转如今美国在美中贸易中不占优势的情况，这也是特朗普所乐见的最佳结果；

第二条选项，则是在达不成以上“大协议”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寻求中美贸易脱钩，降低两国对互相的经济依赖。这样也可降低美国商界及其他对华温和派人士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从而在美国推行更为强硬激进的对华政策。对此，特朗普是不反对的，但也是没有太多兴趣的。

问题在于，当美国官员“进可求大协议，退可求中美脱钩”时，特朗普却不一样，他想要的是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可以是“大协议”，也可以是“可被包装成大协议的小协议”，譬如仅涉及农产品采购的协议——对特朗普而言，贸易结果不重要，可向舆论包装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毕竟在美国选举政治的氛围下，表面效果远比实际政绩重要得多。

特朗普愈发贫瘠的工具箱

因此，如今一方面美方官员怀揣着自己的小心思，面对不可能在原则上让步的中方，迟迟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另一方面，中国愈发强硬愈发冷淡的态度，让特朗普很难维系自己的形象。

这是特朗普愈发焦急，愈发在Twitter上频频谈及中国，乃至尝试动用香港和台湾问题向中国发力的本因。

可这是特朗普的问题。这两年来他一再夸下海口，在国民和全世界前树立了“应对中国的‘天选之子’”的形象，如今却难见成效，且工具箱中所剩下的应对招数，也都附加着更凶险的代价，譬如港台、譬如金融战。

因此，除非美国政界能做下决定与中国硬碰硬。否则在特朗普学会妥协之前，他只能一边期待两边团队能尽快达成“可包装成‘美国赢，中国输’的协议”，一边不断重复“中国希望等到我下台”等自编自导的台词，并以“对华立场一再反复，这是我的策略，且行之有效”等说辞打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