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0年】邓时代扭转的国家命运和未竟之业（图）

今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年，过去70年或许可以称得上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历史上最振奋人心、坎坷曲折、多灾多难而又涅槃重生、充满挑战的70年。不管当下海内外舆论怎样褒贬不一，这70年必将永远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成为后世反复解读和争辩的70年，为整个民族提供一种极富正反两方面意义的镜鉴。有鉴于此，笔者通过上下两篇来回顾和总结中共建政70年最重要的两个阶段——毛时代和邓时代，既是为了理性认识历史，更是为了以史为鉴。此文为下篇。

如果要找一个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人，非邓小平莫属。这位生于1904的小个子政治家，早在毛时代就是战功赫赫的重要革命家和军事家，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之外的重要开国元勋之一，是中共建政后最高决策层的重要成员。在文革期间的1973年——1976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一度是仅次于毛周的高层领导人，全面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着手整顿全国范围内之极左浪潮，卓有成效，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所有这些光环和功勋，相比于他所领导的改革开放，都相形见拙。现在海内外社会普遍公认，邓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历史转折，是过去四十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濒临崩溃边缘，眼前是多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反右、大跃进、文革留下的乱摊子。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上，每个人都活在各种各样的集体之中，受到组织关系的严格约束，人与人之间经常互相告密和揭发。农民不能自由迁徙，不能去城市工作。人们深受极左思想束缚，对海外社会严重缺乏认知，还以为已经是发达经济体的西方社会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共治理层面，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个人崇拜和专制非常严重，用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来形容是，存在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等弊端。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让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能够在更宽阔的舞台上展现光彩。图为邓小平访美。（VCG）

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尽管当时经济发展取得一些成绩，尤其是兴修了大量基础设施，初步建立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整个国家还是一穷二白。邓小平曾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用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文一的描述是“中国在1978年仍处于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其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相比并无本质性进步”。1977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去六安市金寨县调查走访，亲眼目睹一家四口只有一条裤子，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挤缩在烧过饭的锅灶取暖御寒，看到时年71岁的老红军和小他7岁的老伴骨瘦如柴。

但随着邓小平成功启动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思想解放、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发展经济、推进制度化和法治建设，今天中国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用沧海桑田来形容毫不夸张。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上，国家和政治已经大幅度退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再过多干涉。公民社会开始兴起，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受制于各种组织关系。除了户籍问题尚未有效解决之外，今天中国人可以自由迁徙、工作和出国。人和人的关系重新回归正常，告密和揭发不再流行，转而成为多数人唾弃的行为。与以前严格封锁和控制的言论空间不同，今天中国固然公共表达受到不少不合理的限制，但主要是针对敏感话题，与普通人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工作教育相关的日常话题则比较自由，尤其是是私下场合，基本上可以自由言说和批评。

千禧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深受各种新观念和新潮流的耳濡目染，变得更开放、多元和现代。他们愿意花钱和购物，不惜沦为月光族乃至透支；他们当中有人个性张扬，也有人非常“佛系”；有人陶醉于丧文化，喜欢宅在家里刷抖音、看直播，亦有人追求文艺小清新，三句不离“诗和远方”，还有人流连于酒吧、KTV。他们对于宏大叙事无感，厌倦权威、集体和道貌岸然。整体而言，今天中国年轻人在方方面面都迥异于改革开放前，变得精彩、多元和现代，与港台及西方人大同小异。

从小渔村到闻名世界的中国一线城市，深圳的发展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图为深圳夜景。（VCG）

在中共治理上，邓小平时代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恢复和巩固民主集中制，推动法治和制度化建设，政治秩序逐渐回归常识理性。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先是开篇直指改革开放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和“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进而提出12条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决定恢复党内民主。次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2000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家入党，加快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2004年宪法修改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2014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时至今日，尽管今天中共还存在人治和专制短板，时不时发生一些陷国家形象于尴尬境地的人权事件，亟待继续进步，但相比改革开放前的极左和封闭，已有显著改变，有了更多法治和制度化色彩。

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中国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如《纽约时报》所说让“8亿人口摆脱贫困”，“发生了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经济扩张”，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外汇储备国。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GDP大约是1978年的245倍，2018年的外汇储备更是1978年的1.8万倍。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曾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不仅将数亿人从贫困和疾病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还建立了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在那里，人们生活的改善是世界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进步之一”。

这正是邓时代继毛时代革命建国后带给中国的深刻变化，几代中国人的命运发生逆转。这也是为何，尽管因为“六四”的悲剧，让邓小平时代在知识分子群体里存在分歧和争议，一些人常年难以释怀，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极度认可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些知识分子能有一定空间去批评“六四”和邓小平时代，恰恰反过来证明时代不一样了，今天中国再也不用像文革时那样对领导人只能顶礼膜拜。事实胜于雄辩，过去40年的发展说明，改革开放是国家历经坎坷后的正确选择，合乎人心和社会规律，只要中国人还希望继续发展，只要人们还想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就必须继续与时俱进地推动改革开放向前发展。

当然，邓时代改革开放有未竟之业。比如，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六四”的伤疤仍未愈合，中共仍然应该践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坦然面对并重新评价“六四”，打开知识分子和亲历者的心结，推动社会大和解，轻装上阵向前看；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改革开放滋生了一些新问题，包括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这都需要中共积极作为。最重要的未竟之业是政治现代化，或者可以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尽管过去40年，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有明显进步，但依然不尽人意，距离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希望的现代化治理目标，依旧任重而道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建政70年之际，中共应该承担起时代责任，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来补齐短板，用经得起检验的制度设计来证明自己能够满足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科学、理性等价值诉求，拿出更加现代化的治理范例。这既是对毛邓两个时代的最好纪念，又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