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侠”的狂欢 莫雷涉港言论背后的中美舆论之争（组图）

从企业割席到政治站队，莫雷事件的影响仍在持续，问题是，发生在香港的示威运动从各国政要到中西方媒体所产生的争论已足够多，一个体育领域的表态为何能同时搅动上至总统下至普罗大众的中美两个舆论场，成为此事件至今为止最具舆论影响力与市场效应的舆论事件。

从中国篮协、中国官媒，中国外交部等一系列的官方身份接连发声，美国参众两党多位议员乃至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都要站出来说两句，已经可以知道莫雷事件所引发的舆论风暴有多强烈，但事实上，推动这个风暴形成的还有“潜伏”在网络后面中美两个庞大的网民群体。

互联网带来的舆论音量

从莫雷事件可以清晰的看到，中美官方，传统媒体曾长期在政治、意识形态等议题上扮演主要发声角色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今这些领域的碰撞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官方渠道的唇枪舌战，民间舆论正在成为影响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且一定程度上起到敦促官方表态的作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舆论景象？这个时代，人们正在互联网的技术普惠下充分享受着“说话”的新鲜感。互联网之前，无论好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都只是利益阶层、知识阶层等的渠道“垄断”，普罗大众并非没有说话的自由，而是缺少向公众传播的途径。但今天活跃在网络上的民众，他们享受着已经被技术消解的话语特权格局，只要拥有一部手机，人人都可以与总统一样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你的观点够精彩，够吸引人，就可以在这个舆论场中成为“大V”。

互联网的出现，让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标准、成本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普罗大众的声音在技术的帮助之下被更广泛的呈现出来，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不仅是对既有舆论生态的一种挑战，也在反过来影响着现有的事务议题。

大国之争与小民情绪

自媒体的出现确实给网络舆论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条件便利，网络舆论势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众表达意愿的提高。

由于技术的不可证性很难讲互联网出现前后，民众参与公共讨论的意愿究竟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从需求理论的逻辑，这个答案应当是有所提高的。

今天，之所以有莫雷事件、有杜嘉班纳辱华事件，有抵制台独企业等等事件，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国力的增强，正在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的公共事务之中，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对国家地位、身份认同的需求也会更加强烈与敏感，摩擦、矛盾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在中国舆论与外部不融洽的沟通中。这个过程也会激发中国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意愿。

标准降低与意愿升高，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讨论的结果简单化”，当然这个简单化并不仅是互联网技术对舆论的影响，也是有更多的“声音”出现在舆论场所呈现出的结果比例。但也正因发言的成本降低让舆论场出现一些负面的现象。信息的快速获得让观点在没有理性思考的情况下迅速更新在网络上；在事件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情况下，片面表达；甚至纯粹的个人情绪发泄。网络的集群效应所形成的跟风，站队，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同时伴有傲慢，极端，不理性，缺乏同理心，更极端就是“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的参与者被称为“键盘侠”，无论是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借助方便的发声渠道说两句，这不只是中国，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地区都是这样。就莫雷事件来说，中国网络上对莫雷，NBA的声讨大有完全不了解整个事件就高喊“国家主权不可侵犯”者。美国亦然，例如《南方公园》借莫雷事件对中国发出的那封“道歉信”，其也是自以为占据价值高地而对中国体制进行嘲讽，实质也是配合西方舆论的一种“键盘侠”行为。

中美两个舆论场的较量，NBA只是针对目标的一个表象，其背后是互联网舆论时代，大国之争背景，意识形态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