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假货坑惨的中国人，反击了！（视频/组图）

打假还是假打，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式打假”，正引发一场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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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除夕之夜。

当全国人民阖家欢乐、共享团圆时，山西大同、朔州的老百姓在观看春晚时，却突然发现屏幕下方跑过一行小字——“紧急通知：我市近日流入清徐、文水、孝义生产的散装白酒，已造成严重后果，望广大市民不要饮用此酒。”

与此同时，一张天网骤然铺开。大年三十午夜11点半，属虎的王青华在本命年的当口，被抓捕归案。

然而，预警为时已晚。大年初三，山西省检察院接到的报告让人大惊失色：假酒造成222人中毒，27人死亡。

案情并不复杂。1998年2月，山西文水县农民王青华，用34吨工业甲醇勾兑出57.5吨散装毒酒，出售给一众个体批发商。这伙人在明知甲醇严重超标（后测定超过国家标准900倍）的情况下，依然四处贩卖。

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用甲醇勾兑“白酒”比真酒每吨便宜900块。近60吨毒酒，能多挣5万块。而主犯王青华，两年前就曾因贩卖假酒锒铛入狱，结果出狱后非但不思悔改，还变本加厉。

这件事，由于性质极端恶劣，引发了最高层关注。1998年3月9日，王青华等6名主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此，山西酒业惨遭重创。一句“劝君莫饮山西酒”，不但把汾酒从行业老大的位置上拉下马，再也赶不上茅台、五粮液；更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假风暴。

然而，造假像说谎，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2019年2月，在全球最盛大的宗教庆典、印度“大壶节”上，喜乐的信众在酌饮了由本地土酒、进口蒸馏酒、汽车防冻液（含甲醇）奇异混搭的假酒后，酿出了一场175人死亡、297人送医的惨剧。

地方政府火速打击，收缴了7.9万升假酒、抓捕了3049位嫌疑人。

但这事，在印度是家常便饭。2009年，古吉拉特邦毒酒案，136人暴毙；2011年，西孟加拉邦毒酒案，155人死亡；“大壶节惨剧”十多天后，阿萨姆邦再爆130人毒死的大案……

在发达国家，同样要小心假货。

2019年“情人节”，英国警方郑重提醒市民：买香水，须谨慎。在查处一处造假作坊时，他们发现：假冒香水不但含有氰化物、砒霜等剧毒物，更掺杂了尿液、老鼠粪便。“香水有毒”，这次不是闹着玩的。

产业链的全球化，也悄然改变了假货游走世界的足迹。

2016年，公安部破获一起特大假润滑油案时发现，造假者的分工已跨越国界。那些假冒的“美孚”、“壳牌”、“嘉实多”，在马来西亚生产、灌装，从义乌、广州储存、分销，再运往全国，欺骗了无数中国消费者。

玉林的假药、漳州的假烟、莆田的假鞋、独流的假醋……中国假货，尽人皆知。但人们或许不知道，西班牙的假奶粉、泰国的假燕窝、缅甸的假珠宝、韩国的假化妆品……不计其数的假洋货，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特供中国。

中国不但是“洋假货”的倾销地，更是假冒伪劣的受害者。假货泛滥，不仅是中国的难题，更是世界性难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国应该如何构建一个长期规范的、富有成效的打假体系？

就在近几年，中国已经通过一连串政策“组合拳”，悄然逆转着全球打假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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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中国将重组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显露出不同寻常的坚定决心。

很快，一场声势浩大的机构重组由此展开。以往，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等事务的监管之则，分别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监总局多头管理；如今，全部统御在重组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名下。

这次出手，中国一举打造出全球最大知识产权局。知产和打假行动，就此有了真正的“主心骨”。

最重磅的举措，则是2019年11月24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着重提出：一要加快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专项法律的修改完善，大幅提高法定赔偿上限；二要动用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综合手段，打好知产保护“组合拳”；三是明确时间表：2022年，要有效遏制侵权易发多发现象；2025年，要让知产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

《意见》最突出的地方，在于第一次就知产保护，特别提出要“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为此，要“推进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乃至“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

如此明确、强烈的措辞，前所未见。

而伴随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赔偿标准、加大司法和行政处罚力度、降低入刑门槛等重大举措，《意见》既表明了旗帜鲜明的态度，又是对全社会“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呼声和不懈努力的全面回应。

此前，中国还从未以如此高规格，出台过知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力度与以往大不相同。

有专家表示，当中国GDP突破百万亿关口，加强知产保护，既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需求，亦是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经济深度开放、融入世界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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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知产保护，《意见》特别提出了“严、大、快、同”的“四字诀”。

“严”字当头，彰显的是惩罚力度。但在以前，入罪标准之低、惩罚力度之轻，向来是打假之痛。

2011年开始，安踏联合警方打假时，总能抓到某位假鞋贩子。他平生专卖假安踏，假鞋卖了数万双。但就算抓到他，又能怎么样呢？第一次没收设备，第二次行政罚款，第三次判处缓刑。

最终，他一天牢没坐，生意还越做越大。

2015年，公安部门打掉了一个奢侈品制假窝点；一年后，他们打掉一个新窝点时发现，抓获的竟然是同一伙人。

当年，造毒酒的王青华都能反复犯案，做个假鞋假包，算得上多大罪过？

阿里数据更显示：2017年的740例制售假案件中，刑事判决129人，缓期执行104人，缓刑比例高达81%。

惩戒没有震慑力，打假像做“无用功”，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曾无奈总结为：罪犯笑死、群众急死、警察累死、消费者哭死。

但今时不同往日。

2019年11月1日最新实施的《商标法》上，针对恶意侵犯商标者，赔偿额上限从以前的300万提高到500万。如此力度，在国际上都属于较高水平。

其他像《专利法》、《著作权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也修订“在路上”。

《意见》还明确提出：除了“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还要“研究采取没收违法所得、销毁侵权假冒商品等措施”，甚至要“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

这可以理解为：造假一经查出，除了可能倾家荡产，严重的将承担刑事责任。

“大”字诀，体现出协作打假的大格局，就是要“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打一场针对假货的“人民战争”。

这点上，阿里打假联盟（AACA）提供了一个绝佳样本。

2017年1月，AACA正式成立，全球第一个24小时无时差打假共同体诞生。从此，品牌权利人、执法机关、电商平台三方紧密联系起来，迅速产生三方联动效应。

在品牌方与阿里之间，各大品牌将真假识别深层知识赋能阿里，令阿里打假AI得以不断精进；反过来，阿里通过AI防控识别，不断将最新的制售假的技术、模式反馈给品牌方，助其线上线下全方位打假，形成完整闭环。

在执法机关与阿里之间，目前已在长三角、泛珠三角13省（区、市）建立了线索通报、证据移转、案件协查、联合办案、鉴定结果互认等制度，极大提升了打假效率。

2019年，公安部门在AACA协助下捣毁制售假窝点1314个，抓捕犯罪嫌疑人776人，涉案金额超37亿。

由于跨领域、大协作知产保护模式卓有成效，LV、苹果等170个品牌权利人成为AACA的坚定盟友。历峰、雀巢、MCM等国际大牌更毫不讳言：之所以选在天猫开官方旗舰店，务实的知产保护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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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打假要真正有成果，必须拥有最先进的AI技术，才能践行《意见》的“快”字诀。

2019年12月，某网店卖家将店内的“连衣裙”，偷改为某款口红的特征描述和商品详情，企图瞒天过海。结果商品发布一分钟，就被系统发现、下架，商家因此遭受处罚。

这些精准打假的案例背后，涌动着阿里AI黑科技——知产保护科技大脑。

这颗“大脑”24小时运转，识图效率匹敌5万人同时在线工作，在上万颗圆球中找出一颗有黑点的混入圆球仅需毫秒。

更强大的是，它“人话”、“黑话”皆通懂，假冒伪劣的文字信息，不论语序颠倒、语义交杂，还是中、外、火星文+图文混排，都难逃“法眼”。96%的疑似侵权链接，发布瞬间即被它秒杀。

靠着这些独门绝技，2019年，阿里协助警方捣毁制售假窝点2029个，抓获制售假嫌疑人从2018年的1953人增至4125人，上涨111%；与阿里联手围剿假货源头的区县执法机关，从2018年的227个增至439个，新增93%。

这项神秘“黑科技”，2019年才曝光，并接连斩获“人工智能创新之星”、“2020创新研发奖”等国内大奖，打破“世界计算机视觉挑战赛”纪录。

有“快”科技加持，跨组织、跨国界、天下大“同”式打假，才能成为现实。

2019年11月，中国与阿联酋警方密切配合，破获了一起惊天大案。

原来，阿联酋警方早就盯上了一个跨国造假犯罪团伙。团伙首脑，中东人，他一面在中东大肆发展分销下线，一面遥控着中国境内的隐秘工厂。而那些成本不到两三百假LV，通过不为人知的渠道运到迪拜，在高档门店以上万块的正品价卖给消费者。

为此，阿联酋警方反复打击20多次。但这个团伙不但死而不僵，规模还越打越大。

就这样，阿联酋找到了中方，警方和LV都找到了阿里。

尽管假货根本不在阿里平台，但阿里手握打假联盟、“知产保护科技大脑”两张“王牌”，穿透制售假分子反侦察等手段展示的“烟雾弹”后，将散布在上海、深圳、佛山、阳江等地的“造假地图”，精确描绘出来。

最终，中阿警方跨国同步出手，将5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破获了这件案值18亿的“全球最大跨国假LV案”。

一出手就是斩草除根，LV、阿联酋心服口服，纷纷为“中国式打假”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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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在一场知产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柯林斯突然语出惊人：“我发现，美国公司的打假远远落后于阿里巴巴，简直令人震惊。”

这样的公然吐槽，虽是直斥亚马逊、ebay等一众美国公司，却也反映了中国在数字打假和知产保护领域的领跑地位。

实际上，柯林斯并未夸大其词。近年来，亚马逊开放第三方平台，打开了假货的“潘多拉魔盒”。品牌商不得不在亚马逊上“手工打假”、疲于奔命。也就是说，要亲自发现假货链接后，再通知亚马逊删除。

这正是全球电商平台通用的“先通知-后删除”原则。问题是，亚马逊删链接竟要花费好几天。

而2019年，阿里平台96%疑似侵权链接一上线即被封杀，消费者举报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量再降57%，截至2019年9月底的一年内，平台新增活跃用户9000万；96%的知产投诉24小时内即被处理，阿里知产保护平台的品牌权利人入驻量再增20%；每万笔交易疑似侵权商品量仅1.03笔，5年内下降67%。

显然，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对此，全球奢侈品法律联盟主席莫斯特评价表示：阿里的数字化打假新模式，正成为全球知产保护的“黄金标准”。

这被认为是比肩中国高铁、移动支付的高度赞誉。

而这套打假的制度技术，不但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政法委长安剑”的严重表扬，更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全国推广，甚至把欧洲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知识产权局等也吸引过来，纷纷要求强化学习。

尝到甜头的迪拜警察总局最直接：先拜访阿里，再要求加入AACA。

以“技术赋能+多元共治”为内核的“中国经验”，正成为知产保护的全球共识。

打假的全面进步，也令中国渐次迈入世界知产大国行列。

权威数据显示，中国知产保护社会满意度，已从2012年的63.69分，提高到2018年的76.88分；而世界知产组织《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也表明，中国排名从2013年的35位，大幅攀升到第14位，已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

这样的成就，可谓来之不易。

但是，一些电商平台依然对假货采取纵容、包庇、默许的态度：他们嘴上“打假”，手上“假打”，不断制造出“假货洼地”，让品牌方和消费者持续付出代价。

如此现状下，中国亟需实现跨平台知产保护，即：“一处侵权，处处受限”，让假货无处藏身、造假者成全民公敌，“打死”的假货才不会卷土重来。

而俯瞰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进程，知产保护也确实到了不得不发的境地。

改革开放前40年，中国尚能凭借人口、环境和制度的粗放性放手一搏；但当下，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面上涨，中国什么都“不便宜”了。发展科技、激发创新、保护知产，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更可喜的是，面对5G、AI、工业4.0等席卷未来的科技浪潮，中国绝非落后者，某些方面甚至占据竞争优势。

加强知产保护、抢占科技高点，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国运之本。

诚如国家最高领导人深刻指出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