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首例新冠死者尸检全程 “福尔摩斯”出马（组图）

多方奔走呼吁20多天后，法医刘良终于有了第一个可供解剖的新冠肺炎死者遗体。1月19日，武汉新冠肺炎出现首个死亡病例。

接下来几天，确诊病例成倍增加，死亡数字时刻变化，面对这种一无所知的新型病毒，人们的恐惧如影随形。

尸体解剖无疑是认清病毒真面目的最直接手段，刘良对此确信无疑。而想开展这项工作，有几道需要逾越的“关卡”摆在他面前：家属同意、解剖地点选择、解剖风险控制。
眼看死亡过千例却尚无一例病理解剖，刘良“急了”。

他发朋友圈呼吁，向湖北省政府提交紧急报告，奔走多家医院希望提供协助，随时做好准备冲向“战场”。

最终2月16日，迟到已久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死者遗体解剖工作终于得以实现，与病毒的“正面较量”也由此拉开序幕。

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系主任，刘良从业37年，解剖过的尸体上千具，其中不乏一些疑难重大案件的协助侦破工作，如湖南湘潭黄静案、山西讨薪案、聂树斌案复查等，业界称其为“法医界福尔摩斯”。

工作之外，刘良希望破除法医工作的“神秘化”，他设置网上答疑窗口，教过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公安系统，连网红“法医秦明”也自称是刘良的学生。

01

现场：每一刀都小心翼翼

第一例新冠肺炎尸体解剖的地点，选在了此次防疫战最先打响的武汉金银潭医院。

2月15日晚上9点，刘良接到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电话，说首例解剖可以做了。

早在等这个电话之前，刘良团队已经做好了十足的预案，包括谁操刀、谁做后勤保障、手术后怎样自我隔离等。在人员选择上，刘良也深思熟虑过，以往都是老同志、老党员先上，但这次的新冠病毒明显更喜欢“欺负”老同志，所以中青年骨干被推上了解剖台。

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模拟，箭在弦上。

2月16日凌晨一点，全副武装进场前，刘良意识到还是“轻敌”了。

手套三层，口罩外面套面罩，最后再罩上密不透风的一层防护服，刘良马上感觉到身体热量由内而外开始蒸腾起来，眼镜、护目镜也朦胧起一片水雾。不到5分钟，还没正式进场，他就已经满头大汗。

 刘良（左）身穿防护服。

和刘良一起进场的还有另外两位法医，按照预案，由刘良和其中一位操刀，剩下一人当助手。

由于武汉没有符合要求的P3（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级别）解剖室，操作间只是金银潭医院一个相对独立的手术间。他们事先准备了很多可以吸掉血水的毛巾，装尸体的袋子已经过防水测试，确保血水不会流出来。操刀手法必须轻柔，以防在开颅时有骨粉漏出。

面对并不是完全了解的新冠病毒，他们每一刀都小心翼翼，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对方。

常见的法医工具箱。源自网络

解剖工作进行到一大半，意外发生了。

58岁的刘良毕竟身子骨不比从前，多重口罩造成的呼吸不畅，加上防护服内里早已湿透一片，周身的不适让他仿佛产生了高原反应一般，心慌、气短、头晕，进而引发低血糖。他实在无法继续坚持，把手术刀转头交给了身旁的助手。

平时从解剖、取样再到缝合整个过程，刘良本人的最快纪录是40分钟。这次3个人组合上阵，却足足花了将近3个小时。

3点50分解剖结束。

 刘良（中）和团队成员

回家没有休息多久，中午11点，刘良再次接到张定宇的电话，又有一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要进行尸检。

他再次紧急召集人员，前往金银潭医院。尽管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的尸检也并没有轻松很多。下午16时开始尸检，18时30分结束，又是接近3个小时的“鏖战”。

一天内完成两例新冠肺炎患者尸体解剖，这样的工作强度，刘良第一次体验。当天晚上，他在私人博客上记录了解剖的过程和感受。

他明白，这不过只是个开始，后续病理研究可能还需要10天时间， 每一步都是在和死神抢时间。

02

为何这次解剖这么难？

尸体解剖在控制流行病蔓延过程中的重要性，在2003年SARS爆发时就已经有所印证。

当时国内专家普遍认为衣原体是其病原体，直到第一军医大学病理学家丁彦青教授对SARS死者解剖后，才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广东专家组提出的“非典型病毒，不是衣原体”感染的论断，将抗击非典战役引入新的阶段。

此次对于新冠肺炎死者尸体解剖的呼吁，刘良早在1月22日就发出了。

他觉得病理解剖就像是打仗之前要去前沿阵地进行侦查，了解敌人的军种、兵种、火力之后才能打好仗。无论影像学怎么样检查，最后还是要靠细胞学才能确定疾病的真相。
“做CT就像隔着玻璃在看，和遥感卫星一样，它可以看到有一片森林，但森林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基本上没有办法识别。”

新冠肺炎患者的CT图像。

既然病理研究如此重要，为什么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出现近一个月后，研究才开展？

患者家属是第一个障碍。

虽然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为了查找传染病病因，医疗机构在必要时可以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对传染病病人尸体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进行解剖查验，并应当告知死者家属。”

这里的“告知”，在中国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里，就必须得到同意。

最终，第一例新冠肺炎尸体得以解剖，也是院方与死者家属沟通两小时后才获得的许可。

此外，解剖地点和解剖安全性成为更大的问题。

刘良称，他1月24日给湖北省政府发了紧急报告，29日也收到了省里的批复，意思是可以做，但没有作为文件向下传达。之后他跑了很多家医院，所有医生都表示支持，但涉及到具体方案，比如解剖场地、尸检流程规范化、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些都需要在完成评估之后才能下达批文，过程复杂冗长。

救人要紧，最终国家卫健委“特事特办”的指示，以及对医院口头通知代替文件审批的流程，终于促成了首例尸体解剖。

医生查看新冠肺炎患者CT图像。

03

与尸体打交道30年

2016年网剧《法医秦明》的热播，让人们开始聚焦法医这一看似神秘的职业。当尸体被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开，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

《法医秦明》海报

作为业界公认的“刘一刀”，刘良解剖过的尸体有上千具，经他抽丝剥茧最终沉冤得雪的案子也不计其数。

2004年，湖南湘潭黄静案中，死者尸体先后经历5次鉴定，家属均难以接受，让司法鉴定的公正性遭遇到严重的信任危机。后经包括刘良在内的5位法医学专家反复审阅材料及相关鉴定意见，进行各项检验，最终作出客观公正的鉴定结论，为此案画上句号。

2014年，河南籍民工周秀云非正常死亡案备受关注，民警执法现场的视频爆出，各种猜测众说纷纭。检察院接连推荐了三家鉴定机构，家属均不同意，提出要远在武汉的刘良到场负责鉴定。最终2016年案件判决，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来自刘良做出的鉴定报告。

此外还有山西讨薪案、聂树斌案复查等知名案件，刘良都没有缺席。

“我就要刘良负责这个案子！”这句话，恐怕是刘良抵达现场后听的最多的话。

对于公众的信任，刘良深感责任重大。他对这个职业的理解就是——死者的“翻译”，既要有能力也要有职业道德，让真相公之于众。

“做法医要顶得住压力、顶得住诱惑，敢把真相讲出来，这是我的使命。”

刘良

初入行时，刘良本来学的是临床医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系。看起来前途似锦，却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刚好他的一个同学被分配到了法医病理学教研室，而那个同学又死活不愿接触尸体。俩人私下一合计，欢天喜地地换了专业。

没想到这次意外“交换”的人生，让他与尸体打了30多年的交道。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医职业没有得到重视，待遇并不好。为了维持生计，工作之余，刘良不得不去摆地摊、捣腾录像机，甚至还跑去公园里给人量血压赚点小钱。进入新世纪以来，司法系统逐渐对法医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刘良由于学历够高、经验丰富，也开始崭露头角。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加入了“有专门知识的人”这一概念，首次将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到刑事诉讼中来。第二年，刘良成为国内以专家辅助人身份出庭作证的第一人。

2016年，刘良当选CCTV2016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也是唯一一位获此称号的司法鉴定人。

工作之余，刘良没有忘记将法医职业推广普及。他长期从事法医病理学和法医毒理学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主持1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公安部等省部级课题，他带出的学生更是几乎“占领”了中国各省市的公安局。

也正是这样的机缘，让刘良和法医秦明有了“师徒之情”。

2014年安徽省公安厅组织全体法医参加一个培训班，秦明既是活动组织者，又是听课者，课下还虚心地向刘良请教了不少问题。而秦明学法医时用到的教材也是刘良编写的《法医毒理学》，这才有了老师的说法。

 刘良和秦明（右）师徒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