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生死时差” “复工”之后中国政府急需重启消费（图）

3月2日，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接近收尾，除湖北外，中国各省份新增病例已经均为个数，甚至连续出现“0增长”。然而，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却迟迟未能恢复，民众消费却迟迟未能启动，街道冷落，商铺关门，尤其是占到中国经济总量近54%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依然面临生死考验。

尽管从2月18日起，中国政府已经正式启动了全面复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复工率也已经超过90%。中国政府也通过央行、财政释放更多的流动性和财政补贴资金，以帮助抗击疫情，并避免因疫情导致核心企业的停摆。不可以说中国政府在恢复经济、支持复工上不努力。但是，努力的方向似乎出了问题——中国政府沿袭着旧有的思维，懒于去了解企业实际的需求，而是采取着原来的那一套对待制造业的最简单、方便的做法去恢复经济，利用金融、财政工具来为企业输血、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这对于1月份时紧急复工、支援防疫物资生产固然有效，但是当时间进入2月份，中国经济从紧急复工转为全面恢复时，这一方法就显得“事倍功半”了。

对于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来讲，最核心的不是资金、原料和经营成本的问题，而是恢复销售，收入现金流。这一切的关键是启动消费、恢复需求。消费没有恢复，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卖不出去，政府提供多少贷款额度、降低多少利率，企业也不会积极开工。因为勉强开工只能导致产品的更多积压、业务更多的亏损和负债的增加。就如同影院和餐馆一样，政府无论提供多少贷款，只要没有顾客登门，企业就不会开业。勉强开业，只能带来更多水电消耗、人员工资之处，不仅增加不了收入，反而将企业更快的逼入绝境。

根据疫情的实际影响进行合理评估，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和消费心态。并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瞄准关键节点和消费忧虑，着手启动消费，恢复正常市场需求。这将是中国政府下一步恢复经济的重点。

目前中国大多数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面临的是“时间错配”问题，潜在需求被疫情遏制、压抑，而不是本质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一旦度过目前的危机，随着疫情的消散，大量消费必然恢复，甚至出现补偿性爆发。从最新公布的中国2019年经济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增速依然高达6.9%，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餐饮、教育、健康、影院休闲等等产业高速发。

以影视院线为例，中国电影票房自2006年以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在2012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后，又在2018年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2018年12月，中国国家电影局下发的《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影院投资建设，2020年银幕数量超8万块。而此次疫情只不过是暂时打断了这种高速发展的进程，让影院经营陷入困境。但是，只要帮助行业渡过暂时的难关，之后的盈利能力和发展依然不可限量。

但是，目前的问题却是是“时间”。如果，疫情不能尽快缓解，即使几个月到半年疫情完全结束之后将出现大规模的市场消费反弹，但是届时大多数企业将早已无力支撑。企业正在和疫情进行一场“生死时速”的赛跑。

如何解决疫情带来的“时间错配”问题，将半年后的产业爆发，与目前的困境之间实现平稳过渡，这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调整，更需要来自政府协调与支持。

例如，在一些疫情已经近于消散的地区，政府可以以“消费券”的形式，为消费者提供补贴，通过价格刺激消费，打消消费者对疫情的心理担忧。在疫情尚未退去的地区，政府也可以鼓励采取价格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提前预售下半年场次的方式，以对冲目前的经营困境。目前，这种刺激消费、拉平需求的方式在曾经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并不意味着，目前政府本就紧张的财政还要拿出大笔资金来补贴企业，这种补贴既无法持续又有可能带通胀隐患。政府财政更多的只是充当组织者的角色。而目前中国电商平台、金融体系更加成熟的基础上，甚至不用政府财政直接购买，通过电子记账和金融产品的方式，就可以实现“消费券”的发放，以及未来电商平台与受益企业之间的分账。政府财政更多的是起到种子资金和信用担保的作用，为调集更多社会资本的参与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搭建平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指明方向。

同样以影视院线为例，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对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产业短板，通过财政引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此次疫情之下，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引导，将一些原先过分依赖线下销售的产品和服务，转移到线上，逐步推进中国电视、电影、网络企业的跨行业合作。

目前这种合作在中国的餐饮、家电行业、电商、快递行业就已经初步实现了这种产业的联合，而在影视院线、商超、医疗等领域，依然是线上线下还是两条平行线、相互竞争、内耗不断，没有形成社会合力和有效供给。不仅是权贵资本，中国经济内部的恶性竞争与资本割据同样威胁着整个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导致整个产业的产出和供给与民众需求不能匹配。

如果能够借助此次疫情契机，促进中国线上线下经济的统筹合作，显现经济的自由切换，不仅将在经济上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国家安全、危机应对上也可以更加游刃有余。其实，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并没有太多奢望，相比于政府在货币工具、财政资金上的扶助，企业更的是希望政府能够根据企业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务实的制定调整政策，发挥出政府在经济组织和社会动员上的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