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是硬道理 打开中国未来之门的总钥匙（图）

中国人讲“与时俱进”，意思是说思想和行动要与时代一起进步，要在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把握住发展变化的规律，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出发，形成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与时俱进”的核心是“进”，它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必须与时代一起前进，停滞和后退没有出路。从“发展是硬道理”到“治理是硬道理”的历史演进，就是这一概念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到“治理”的演变

“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在“九二南巡”时提出的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在当时有三大历史背景，一是经过“六四”冲击，“左”的意识在中共党内回潮，改革开放陷入停滞，甚至有被否定的风险；二是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仍然非常落后，人民生活仍然普遍贫困，科技与国家发展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尤为差距悬殊；三是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又雪上加霜地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遭到普遍质疑，而自由资本主义则达到了历史顶峰，“历史终结论”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三者叠加形成的历史阴云，使当时的社会情绪空前沮丧，很多人的思想陷入混沌，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陷入迷茫。“发展是硬道理”的提出就好像刺穿阴云的一束光，让人眼前一亮，指引人们走出混沌和迷茫，又回到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从那之后二十多年，“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要务。它就像是解决当时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插入了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严重落后的那把大锁的锁芯，打开了中国的未来之门。二十多年内，执政党围绕发展需要推出各项方针政策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资源围绕着发展需要集中配置，十四亿人改变自身生活和国家落后现状的发展愿望，推动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腾飞，将中国迅速送到了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今天中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国际影响力已非昔日可比，执政党对于制度和道路的信心也和当年的颓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国际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场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因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已经来临。

因为发展带来的改变，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发展的重要性，发展才能进步，不发展就会落后，就要挨打，甚至会面临生存危机——“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论断所包涵的认知，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共识。

但与此同时，对发展的片面认识过去二十多年也一直在“发展”当中。其中一种认识就把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以偏概全地理解为发展的全部，这种概念的偷换，使得社会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GDP主义所导致的严重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资本和权力交织主导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得腐败横行，贫富分化严重悬殊，公平正义受到冲击，各种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走向泛化激化，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宏观稳定，还导致很多人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产生怀疑。

严重的矛盾冲突使中共认识到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问题，胡锦涛因此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希望通过“科学发展”来纠偏并解决因为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但“科学发展观”这一模糊概念以及当时相对弱势的中央领导层，使得胡锦涛也只能在宏观层面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兜底保障制度，让政治社会在濒于崩盘的边缘维持运行，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这就使得一方面，经济指标突飞猛进，连国际金融危机都未能迟滞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改革却陷入停顿，各种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断积累，社会矛盾因此而特别尖锐，甚至在中共党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会内，也形成了“九龙治水”的混乱格局，很多人对当时的经济狂飙以及各种矛盾冲突的激化仍然记忆犹新。

在社会层面，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片面认识和依赖发展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让矛盾激化深入，甚至让发展停滞，政治社会陷入混乱，导致中共的执政基础和社会主义价值信仰丧失。与此同时，发展所带来的思想变化，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和世界互动交流所产生的新价值观念，互联网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意识与能力，以及公众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等现代政治观念迅速增强，都对原来的制度缺陷和管理短板构成挑战。当中国在物质高度奇缺的发展阶段，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必然是第一要务，但随着这一需要被基本满足，单纯的经济供给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社会要继续进步，人民生活要继续改善，中共要长期执政，中国要完成崛起与复兴，都迫切需要找到另一把适合于时代需要的、能再次为中国打开未来之门的总钥匙。

这把总钥匙就是治理。2013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推出了一揽子全面深化改革的庞大计划，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多维新闻总结提出的、目前已经被普遍认同的“第五个现代化”，代表中共正式提出了“国家治理”这个概念，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构成。

“发展”和“治理”的辩证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从“发展”到“治理”的变化，并不代表发展已经不重要了。发展不仅在今天，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人类社会，尤其是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滞。对中国来说，因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还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就尤其需要。

治理概念的提出不是对发展的否定，而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将发展包容到一个更具前瞻性和全局性的理论中，实现满足人民和时代需要的更好发展。治理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又是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了持续推动发展，满足人民对发展的需要，而从问题导向维度对各种制约发展的矛盾与挑战的主动回应。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提出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本身就是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因应时代进步带来的人民需要变化而进行的一场“供给侧改革”。

治理是在发展的层面上深化和扩展了发展的作用与意义，而发展则为治理提供了动能，而且是在不同水平与视域的机会，并检验着治理能力的高低。历史地看，一个成功社会总是在成功的治理中得到发展，同时又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治理，而一个失败的社会则可能连存在的机会都会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飞速发展本身就是最成功的治理，而“大跃进”和“文革”则是两场失败的社会治理试验。至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期间的统治，更是彻彻底底的无能与失败，它因此也失去了继续执政的机会。

治理是建构现代社会的最硬道理

一个国家或政党的治理效能如何不仅和政权成败存亡相关，还和人民对国家与政党不断变化的要求密不可分。如本文上面所述，当中国在物质高度奇缺的发展阶段，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必然是第一要务，但随着这一需要被基本满足，单纯的经济供给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其它更高水平的、更广泛的需要必然会产生。

今天的中国，就好像之前我们要求更符合现代生活需要的物质发展，肯定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被严厉管制的高压社会，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深刻变化，社会大众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提升，人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执政党和官员的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中共来说，因为长期执政需要和在国家管治实践中走向成熟，也必须积极回应时代诉求，让公共权力运行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性化，作为国家统治的专政行为必然会越来越少，而治理行为则越来越多。

治理概念的提出就是回应人民追求的变化。多维新闻早就提出，和器物层面的“四个现代化”相对，“第五个现代化”是政治社会人文层面的现代化，是因应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提高需要而产生的“道”的层面的现代化。这里的“道”就是治理，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治理体系是制度设计，治理能力则是从人的角度强调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能动性，从而对已经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僵化的制度迷思注入了人性与活力。

对治理这个概念的认识，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曾用和“统治”这个概念对比的方式，在五个方面进行阐释：首先，“治理”与“统治”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次，这两者的权威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第三，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第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也是不同的，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最后，这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也是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这五个方面的对比，实际上就是从国家政治进步与人民需要提升的角度，说明了治理理念在现代国家管治实践中的必要性。

应该认识到，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高风险常态，也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新要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对全球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基层官僚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缺失，以及习近平提出这一概念的前瞻性和必要性都得到了集中体现。包括习近平在内，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竟成为七年前给自己设定的改革目标的一次大考，为人们认识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五个现代化”，进行了一场感触极深的辅导，它也让人们以切肤之疼，第一次认识到了治理才是未来社会建设最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