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群体免疫的“罪与罚”（组图）

“这是对人类一方的背叛，实质上是一种投敌行为！”

如果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视作一场战争，那么英国政府近期提出的“群体免疫”说，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众矢之的，让全世界相当数量的评论者发出上述愤怒的呼喊。

针对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表示疫情应对已进入“延缓阶段”，以及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提出“轻症患者感染病毒有利于实现群体免疫，从而在未来疫情中保护人们不被病毒感染”的说法，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就回应称，“我们可以讨论理论，但目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我们必须考虑采取行动。”全球数百名科学界人士也向英国政府发出了两封公开信，对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表示担忧。

其中，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最具代表性，他批评英国这一防疫政策是在用民众玩一场“轮盘赌”，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我们需要紧急进行社会隔离和封锁政策，政策目标应当是挽救生命，不要再等了。”

包括英国前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以及工党、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等个人或群体也对英国政府推迟采取关闭学校等更严厉措施的决定表示不认同，提出希望看到政府措施背后的科学证据。

而在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看来，英国政府的做法已经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

或许是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大臣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3月15日撰文称，群体免疫是一个科学概念，并不是英国目标与策略的一部分。然而在批评者看来，英国的“缓疫政策”目前并未作出实质性调整。

在中文互联网中，英国政府更是成了“汪精卫和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政府”，连“战斗队形都未展开”，更“远未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一枪不开就对病毒举白旗的做法“是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防疫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是一种懦弱表现”。

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都是批评态度，但中国民众理解“群体免疫”的出发点与方式略有不同。由于防疫知识宣传到位，加上经历了近两个月全国范围的停摆式封闭管理，绝大部分中国人很难认同很多西方专业人士给出的“新冠肺炎危害性没那么大、致死率与流感相当”的说法，因而将“群体免疫”理解为“追求全民感染”、“放弃老弱病残”，让足够多的人（瓦兰斯的说法是60%的英国人）感染新冠病毒，最后形成集体免疫力。而新冠病毒和人类长期共存的结果只能是“占领人类的领地”。

这是理解“群体免疫”的一个角度，不能简单地说对与错，因为任何理解都带有自身的知识信息结构与语境背景。事实上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目前在疫情爆发最为严重的欧洲，尽管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别，比如德国是“模范生”，意大利、西班牙前景难料但“态度”不错，英国、瑞典看上去像“投降派”，但背后的抗疫逻辑基本相同：动员可以动员的最大医疗资源，迎接可能到来的超级传染病；只要国家的医疗资源可以有效地被组织，就可以应付。

甚至被很多中国人看作是英国“对立面”的德国，其行动上与“群体免疫”相比，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策略两种说法”：尽可能延缓病毒大流行峰值的到来，随着发病率下降，“将该疾病一个月内可能发生的病例数分散到一年中的12个月内逐步处理”，化整为零，为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争取时间。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是先告知国民“未来可能有60%-70%的德国人感染”，进而宣布一系列终止大型活动的措施。这大概率也将是英国政府的行动步骤，只不过约翰逊在“说”的层面明确点出了“群体免疫”。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一众政客一直以来摆出一幅“新冠肺炎没啥大不了”的姿态虽有政治利益的考量，但防疫的基本思路与欧洲国家相似。要理解欧美国家的思考方式，有两个前提至关重要：

第一，欧美科学家相信新冠病毒的传播力远大于非典，大多数传染者都是没有症状或者症状轻微的前期感染者，给防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致死率可以接受的情况下（1%出头），与其将重点放在防止疫情扩散上，还不如保证医疗资源不发生挤兑，减少损失。

第二点更为关键：欧美国家没有办法采取中国的防控模式。中国防控模式需要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而这些国家做不到，因为社会一旦停摆，付出的代价（综合性代价，不只是经济代价）可能会远远超过疾病本身。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小政府”原则深入人心的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抗疫措施（尽管心里惊叹，也承认有效）；在具体的政策环境中，从“地方自治、预算约束、公务员规模、法律框架限制、医院所有制等等”诸多方面来看，东西两个世界彼此难以理解的东西也的确太多。

即便只谈防控手段与防疫知识宣传，欧美政治家也更多相信“助推”（Nudge）才是推广任何一项政策的最佳方式，而不是“强迫”（Force）。这个思想来自美国学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与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于2009年合著出版的畅销书，两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真实案例，试图证明“只有通过设计精巧的诱导和貌似积极正面的鼓励，才能让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做出行为改变”。

在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才有了“群体防疫”。“让大部分人感染，从而获得免疫力”听上去很疯狂，但这的确是人类与各类病毒相处的历史经验：一方面，病原体在不断感染人类之后变得越来越温和，另一方面，人体免疫系统则在各种病原体的选择压力之下变得越来越强，感染之后小病一场随即获得终身免疫的概率持续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这个物种能够活到今天的原因”。

也就是说，至少已知的这些病毒，人类就是什么都不做，也可以正常的一代一代活下去，只是这一自然过程必然伴随着老弱病残的死亡和淘汰。而必须厘清的一点是，导致死亡和淘汰的最大危险并非个体被感染的结果，而是每一个个体成为传染病传播者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感染或携带病毒但不再向外传染，老弱病残自然摆脱了厄运）。作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生物种群，人类当然不能抛下老弱病残，所以医学研究进入现代水平后才会研发出各种疫苗，疫苗追求的就是让绝大多数人获得免疫力，让老弱病残摆脱残酷的“自然选择”。

而对于尚没有疫苗的新冠病毒，英国专家提出的“群体免疫”，正是基于现有信息对病毒的判断，“期待有越来越多的身体健康的中青年人能够通过感染新冠病毒而产生免疫力，从而建立起一道群体免疫屏障，保护那些最危险的老弱病残。”

这里的逻辑是“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点牺牲，来换取老弱病残的安全”，重点在于切断不同个体之间的感染链，而不是很多人中国人所理解的“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当然，英国、德国等也已经提示了未来会有很多老人会因病毒丧命，但这是因为新冠病毒“基本防不住”，而不是“群体免疫”的主动选择。

所以，不应该用阴谋论去揣测“群体免疫”的动机。至于这种思路能不能起作用，目前科学界尚无定论。最主要的一种担心，就是目前对新冠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即便有足够多的人感染并痊愈，人体内是否会像已知的病毒一样产生抗体，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新冠病毒“像流感一样，年年都冒出新病毒株，是不是得不断接种疫苗？”所以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柯斯蒂罗（Anthony Costello）表示“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免疫反应，我们还有太多要学”。

其次，不少评论者指出，即便按照“群体免疫”的思路来部署防疫政策，也未必能实现医疗资源不受挤兑这一核心诉求。164位全球各界人士联名的《新冠肺炎：意大利写给国际科学界的公开信》透露了意大利的疫情严重情况：意大利确诊病例在3周内超过万数，约10%的患者入住ICU或进行代替ICU治疗，5%的患者死亡。

英国玛丽皇后大学数学系牵头的329位科学家联名公开信认为，“群体免疫政策并不可行，反而会给医疗系统带来更大负担，导致更多不必要的死亡。”一位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内工作的医生日前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只有4000张ICU病床，而其中80%已经满了。”这种情况表明，在医疗资源挤兑发生前，群体免疫恐怕还无法实现。

剑桥大学皇家学会研究教授、数学家蒂莫西·高尔斯（Timothy Gowers）通过计算得出，按照60%人口需要感染病毒来算，如果4千万英国人都要感染病毒，假设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2周，那么医疗系统必须能够同时负担12万5千人，而2017年英国的床位数是16万7千张。投入全部医疗资源来医治新冠患者显然是不现实的。

即便假设医疗资源充足，“群体免疫”对个体而言也存在不小的风险，部分轻症患者会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骤然进展至危重状态，且危重患者救治极其困难。从武汉前期经验和目前意大利、伊朗等国的疫情发展中观察，如果前期对疫情不加管控，“一旦病毒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增多，若是医院应对不充分，有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挤兑”——问题绕了一圈，还是回到了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何况“群体免疫”还面临伦理风险（只不过并非很多人所理解的“放弃老弱病残”）。来者中国上海的传染病专家张文宏指出，在现代社会科技文明发展下，更多人理应获得更好的生存权利，当人类面对一个会造成一定比例死亡的传染性疾病，在可能实现科学防控的情况下，“群体免疫”看似公平，实际上还是至少将一批老弱病残推到了“自然选择”面前（尽管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老弱病残）。他特别指出，“中国近5万医务人员奔赴武汉，就是不愿意接受有重症患者不能被救治的状况”，无论这些重症患者距离“预期寿命”还有多长时间。

即便是前文提到的“助推”还是“强迫”的问题，前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家托尼·耶茨（Tony Yates）在媒体上撰文指出，助推理论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得出来的，也许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情况了。比如，英国政府的做法和很多其他国家都不一样，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相反，很有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更严重的是，有医学专家指出，从目前欧美各国“坦然接受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现实来看，新冠病毒疫情后续发展将不容乐观”，英国等国有可能变成病原输出国，为医疗资源更加不发达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大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专家将“群体免疫”称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英国、瑞典等国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

乐观者会认为，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传染病，“也许我们不必急着做出结论，而是应该鼓励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不同的应对。这么做起码可以为科学家们多提供几个对照组，好让未来的人类找到效率更高的应对方式。”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群体免疫的两大前提，即“防不住”和“没能力防”（类似中国的全社会动员方式），某种程度上又是人类跳不出某种意识形态定势的悲哀。在中国已经迈过“至暗时刻”，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防疫做的不错的背景下，很多观察者原以为疫情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同步控制。但随着欧洲突然成为新的疫情中心，让中国等局面好转的国家反过来面临较大的输入性风险，给全球防疫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已经有医学专家表示，按照当前全球的抗疫情况，“本场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基本已经不可能”。如果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继续向纵深演化，英国、瑞典等国又加入其中，那么“新冠的跨年度疫情风险越来越大”。别让2020真变成“被取消的一年”，才是最为急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