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砍眼科医生伤后首度面对公众：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组图）

伤医事件过后两个多月，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第一次以直播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但陶勇的情况已经明显好转。回顾自己的受伤和抢救经历，他形容如同“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但是他也表示，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希望康复后能返回工作岗位。

头部中三刀 如同“鬼门关里走一遭”

28日晚，陶勇穿着“病号服”出现在好大夫在线的直播平台，这是他受伤后首次面对公众。

今年1月20日，39岁的陶勇在门诊703诊室出诊时，一名男子进入诊室持刀将其砍伤，他的助理刘平也被砍伤。

这起恶性伤医事件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陶勇的救治情况也牵动人心。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为黑暗和沮丧的两个月。”陶勇在直播中这样描述。

坐在镜头前的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伤情——头上被砍了三刀，左胳膊、右胳膊前臂、左手的掌中以及背后都有多处骨折，还有神经、肌肉、血管的断裂。

不过，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救治，陶勇的精神状态、各方面机能都有较大恢复。

他说，大脑的水肿和出血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头疼也好了很多，但回想起当时的受伤情况，依然让人后怕。

“当我全麻醒了以后，神经外科的主任和我说‘真的就差一点点’，头上有三刀，一刀差一点点枕骨的骨头就碎了，如果骨头碎了，脑子流出来，结果可想而知，还有一刀砍在脖子上，差半公分，脊髓就会受到损伤，那就将导致高位截瘫，还有一刀，差一公分就碰到颈动脉。”

虽然受了如此重的伤，但他表示，自己仍然想回到临床工作。

“鬼门关里走了一遭，老天爷给我留了一条命，可能就是为了让我有给大家继续服务的机会。”

陶勇回忆，自己受伤住院期间，得到了很多同事朋友的关心，还有很多陌生人也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当他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看到满楼道的鲜花，护士说不知道谁送的，很多也没有名字标签，他形容那一瞬间“自己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他说，救治患者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大部分人是怀有爱心的，医生救死扶伤去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看到鲜花就觉得过去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患者是最好的老师 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

“我可能确实比一般人心大，或许和平时救治的病人有关，很多是治疗很棘手或者其他医生不愿意治疗的病人找到我。见到了更多人间的苦难和悲痛，我觉得今天的我不算什么事儿。”

直播里，陶勇和大家分享了自己从医经历中，接触的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其中就包括一个曾经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小女孩。

2002年，还在北大人民医院做研究生的陶勇接触到了这个当时只有两三岁的小患者。他回忆，那时，孩子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无奈摘除了一只眼球，但是另外一只眼球也发现有肿瘤迹象。

医生通过各种手段对另外一只眼球进行治疗，小女孩每两三个月就要接受治疗，而当时她家里经济情况非常糟糕。

“爸爸带着她从河南农村出来，在北京居无定所，住过医院附近的地下通道，就这样给孩子坚持治疗了十年。”

陶勇说，孩子的命最后保住了，但是另外一个眼球没有保住，变成双眼摘除。即便如此，这个孩子的内心依然非常阳光开朗，笑容总洋溢在脸上。

此后，陶勇和孩子的爸爸一直有微信联系。

当孩子的爸爸从网络上得知陶勇被砍伤的消息后，要给陶勇捐1000元，表达心意。陶勇没有收他的钱，但是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感动。

“患者是自己最好的老师。”陶勇说，病人没有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被人拒绝，他们就能仍然对世界抱有感恩的心。他感谢老天爷，让自己一直看到真善美。

“我自己遇到劫难，但我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他说。

谈医患矛盾：信任缺失是最大问题

受伤后的陶勇这两个月的身份转变成了患者，他也从患者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有关心我的朋友曾经问我大概能恢复成什么样，但是我自己并不去问医生这样的问题。”

他说，这类似于问一个老师“我的孩子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一旦表达出期望值，就会给医生压力，其实病人需要做的就是配合医生，询问医生自己该怎么配合。

直播中，陶勇也谈到了近年来频繁引发伤医案的“元凶”——医患矛盾。

他说，现在医患互相不信任，患者不信任医生，总怀疑医生开的药不管用，医生也不信任患者，担心患者是否监听监视自己，同时又觉得患者的医从性不好，这是导致治疗不好的最大障碍。

“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敌人是疾病，我们要成为战友。”

陶勇同时坦言，目前包括他在内的北上广等地的医生承担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很多人的体力、精力完全透支，有时候秩序也不好，这对患者和医生都是煎熬。

“很多患者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到北京，就为得到一句回复‘没事儿，回去吧’。”

陶勇认为，可以通过科学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团队，让北上广等地的医生能够和地方医生的形成联动。

在他看来，很多情况可以在地方解决，首诊在北上广进行后，复查可以在地方。这样既减少北上广医生的工作量，同时也可以帮助地方的一些医生积累经验。

同时，他也希望，今后患者可以放下内心的焦虑和“完美主义心态”，未必所有病都要找北京的医生来解决，也不用连打针都需要主任亲自操作，要选择相信医生，才对患者有利。

在陶勇看来，选择学医，更多的是应该把医学当做修行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会看到光明。

他还表示，相信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医疗环境会得到改善。

目前，陶勇的康复过程将至少再持续两个月以上，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返回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