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索赔20万亿美元，印度人哪里来的自信？（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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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当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生还做了另外一家大事，他耗尽自己的晚年，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英语民族史》。

在这本书中，一种英国人特有的种族优越跃然纸面：说英语的民族，总是能战胜其他异质文明，从蛮荒走向文明最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所谓昭昭天命。

某种意义上讲，二战之后，最相信这种天命的，是特朗普之前的美利坚合众国。而特朗普之后呢？可能是印度——我知道，这一定会让你大跌眼镜，但印度人民的迷之自信，从来都无需理由。

在本国疫情可能星火燎原的时候，印度民间组织却向国际机构提起诉讼，向中国索赔20万亿美元的“赔偿”。这件事大概率不会造成什么法律后果，但他们引导国际舆论的目的，却可能达到了。

对任何一个有着国家认同的中国人来说，你一定会察觉，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同步，一种针对中国的敌意正在袭来。

印度正在充当马前卒。

国际政经金字塔的“印度之光”

这些年，我们一直都认为印度制造对中国制造的“转移替代”，根本就是杞人忧天。“龙象之争”，是西方媒体杜撰的一个故事。

但两个印度名字的出现，可能让人慢慢改变想法。

一个是阿尔温德·克里希纳（Arvind Krishna）。4月6日，IBM宣布这位印度裔就任首席执行官。此前，他是IBM云计算业务的负责人。克里希纳有着“模板式”的印度精英履历，印度理工毕业，美国攻读研究生（伊利诺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博士）。

克里希纳再次为印度裔在国际商界的职业辉煌，增加了一颗筹码。IBM的CEO，分量不轻。在英特尔和微软开创的“Wintel”个人电脑时代之前，IBM是IT领域毫无争议的王者。如今，它依然是B端市场的领袖。

在克里希纳之前，美国互联网的“四大”——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苹果之中，已有谷歌和微软的CEO位置被印度裔收入囊中，谷歌是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微软是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

近10年来，欧美500强企业集团的CEO中，印度裔数量位居“非白人”第一位。除了谷歌、微软和IBM，还有摩托罗拉、百事可乐、诺基亚、德意志银行、联合利华和诺华制药。此外，Adobe、SanDisk、万事达卡和标准普尔等行业领军企业的CEO，也都是印度人。

说完了第一个印度人，第二个印度人的出现，在国际政经金字塔顶端的族群势力变迁过程中，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是英国财务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这位老兄是真正的英雄出少年，牛津和斯坦福毕业，1980出生，曾在高盛工作，并创立过自己的对冲基金。2020年2月，就任财务大臣时，只有39岁。

这是印度人在以英美为主体的盎格鲁·萨克逊体系中一次划时代的融入。在英美的行政系统中，财务大臣绝非我们印象中，位于部级干部序列中后段的“财政部长”，它是总管全国财政金融的第一副总理（副首相）。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因新冠肺炎恶化，转至重症监护室之后，首相工作即由外交大臣代理。如果后者也出现意外，那么第三把手苏纳克将代行首相工作。

国际社会的联合战疫，本质上都是“钱的问题”，这使得财金合作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此外，再加上青年才俊的气质优势，在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上，作为财政大臣的苏纳克早已超越了代理首相职务的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成为首相约翰逊之后的英国政坛“第二人”。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这位还不到40岁的印度老兄还会创造什么样的职业奇迹。

其实，在鲍里斯内阁中，除了苏纳克，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Priti Patel）也是一位印度裔。她是一位出生于1970年代的优秀女青年。

和同样出色的犹太人不一样，印度人的外貌具有极高的辨识度。高种姓印度人的典型长相，往往有着古代波斯人突出的面部骨骼，再加上南亚次大陆日照充足、湿度太高所带来的油性深色皮肤。在一群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精英中，印度裔大佬们往往特别能吸引注意力。

这种特别，更凸显了他们的职业成就，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印度之光”。还有人认为，他们更是“有色人种之光”，和奥巴马一样，代表“非白人”在国际政经金字塔顶端的崭新时代已经来临。

不要小瞧，两个男人的“肢体亲密”

美国的亚裔群体中，华裔是第一大群体，接近600万，而印裔刚超过400万，名列第二。有人问为什么不说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只是一个宗教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故不讨论。

尽管咱们人比印度人多，但印裔的职业成就，远远超过了华裔。除了商界，还有政坛。

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所谓“政坛”，除了行政官员，还包括了司法系统和议会，但后面两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缺乏某种辨识度，所以我们只讨论行政系统。

美国是个不知中央集权为何物的社会，它的行政体系分为地方和联邦，各自独立，地方官并非总统任命。在这两套系统之中，印度人都做到了“非白人”第一的位置。

目前，地方上已经产生过两位印度裔州长：

2008年，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当选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2010年，妮基·黑莉（Nikki Haley）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

华人只有骆家辉一人，他1996年当选华盛顿州州长。

在联邦体系，特朗普已先后任命8位印度裔当上“部级干部”，这个数量创下少数族裔的记录，其中有联邦部长，也有行业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驻国际机构的代表。

而华裔“部级干部”只有交通部长赵小兰一人，而且，她已经担任过布什政府的劳工部长。一人两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华裔从政者寥寥，所以找不到人？

美国政界的印度精英还有两个特点，和华裔有很不一样：一是他们并不刻意淡化自己的印度背景；二是敢于维护印裔族群的利益。

妮基·黑莉就经常在公开场合声称自己是“锡克人的女儿”，强调自己独特的印度背景为美国社会带来的多元化，而一些华裔从政者则把逻辑倒了过来，他们强调，是美国的多元化成就了自己，并刻意淡化自己的中国背景。看上去两者区别不大，但背后含义差之甚远。

另外，不少华裔抱怨，华裔政客往往对维护本族群利益缺乏热情。加州华裔认为，当地教育法案对华裔存在歧视——名额限制，华裔高中生被同一所大学录取所需的标准化考试SAT（满分1600）分数，要比非洲裔和拉美裔高出100分，而且高出这么多，也往往被拒。但本地华裔议员对此视而不见。

反观印裔，情况完全不一样。印度裔群体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团队，而且，他们还敢于在敏感时期帮助母国。

1990年代末，印度挑战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搞核试验，于是美国打算停止对印度的援助。这时，印裔政治团体发力了。它们组织全美政商学“三界”的知名印裔访问白宫，轮番游说克林顿政府。后来，印度成为了实质拥核国家，援助也继续拿。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和莫迪如此喜欢肢体接触——亲吻、拥抱不在话下，而且还特别喜欢手拉手：

特朗普称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然后，印度国际司法协会（ICJ）和全印律师协会（AIBA）便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诉讼，要求中国赔偿国际社会因疫情造成的损失，总价值约20万亿美元。

这个金额是印度GDP的7倍。2019年，印度GDP为2.85万亿美元。

理性认识我们的优势，还有劣势

华裔的职业成就不如印裔，这绝对不代表华裔群体本身不如印裔优秀。之所以造成结果差别，有太多复杂因素。最重要的两条在于：

1、

在英美体系看来，华裔的母国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中国发展太快，太强，会给盎克鲁·撒克逊集团带来一种压迫感和威胁感。这种特殊性，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华裔在美国的命运，以及他们不同于印裔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策略。

相比之下，印度根本不存在和美国竞争的可能性。在盎克鲁·撒克逊集团的精英看来，他们不是对手，只是跟班，放手给他们机会好了。

2、

母国的强大，使得华人优秀留学生回国有太多选择。甚至可以这么说，从中美市场（金融市场、人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中，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有太多“套利机会”，无论做官、搞企业上市圈钱，还是拿科研项目。

所以，大量人才回流。人都是逐利动物，选择收益最高的套利之所，择木而栖罢了。

而印度人，没有这个选择。他们没有回国向政府套利的条件，如果回国，他们可能会发现，官员腐败很正常，但印度的官员不但腐败，而且手里还没有财政资金，也没有上市配额的发放权。于是，他们只能在美国背水一战，反倒成就了大业。

实际上，日裔也非常优秀，但在美国的职业成就也远远不如印裔，这同样是以上两个原因。整个20世纪，日本一直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上半页是军事和政治，下半页之后，则是经济。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拿着哈佛的学历回国，在本国拿到的“学历溢价”更大。

实际上，即使对“印度之光”们来说，每一个人也都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为例，他本人的确属于人中龙凤，但他另一个身份也不能忽略——他是印度富豪纳拉亚纳·穆尔蒂（N.R. Narayana Murthy）的女婿。穆尔蒂被称为“印度的比尔盖茨”，是印孚瑟斯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可以看出，印度的政商精英正竭力嵌入英美体系，编织一张覆盖全球的顶级关系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场婆罗门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深度的政治经济大融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苏纳克这样的“印度之光”，刚好赶上了变革洪流中快速往前冲的大船。

无论是特朗普一口气任命8位印度裔“部级干部”，还是印度机构“起诉中国”，以及莫迪和特朗普两个男人之间那种不可名状的肢体接触，我们都可以看到，印度人一直都没有放弃试图改变国际产业格局，对中国制造进行“转移替代”的努力。而借助疫情，掀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则是一种长期自觉。

以印度的目前治理水平、人力禀赋和基建质量来说，他们并没有挑战中国的能力。而且，作为全球人口总量第二，城市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医疗资源却只和30年前的中国相当的国家，应对新冠疫情这个挑战，就足以耗尽这个国家近十年经济发展的财富积累——可能还不够。

但我们如果盲目乐观，也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40年的持续增长，可能让我们形成某种过度自信带来的误判——过度相信成本收益的权衡是全球产业配置的“绝对价值”。其实未必。

产业替代是渐进的过程，它会不断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而500强巨头在产业配置上的成本收益权衡，也并非是一种“完全理性”，它往往是一种“相对理性”，它一定会受到母国政治风向和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

“印度自信”永远都是个谜，但国际政经金字塔顶端的“印度之光”却是现实的存在，他们是印度在盎格鲁·萨克逊精英面前最好的活体广告和超级说客集团。他们的说服力，远比那些耗资百亿美金的宣传预算有效得多。

历史的进程，从来都缺少皆大欢喜的均沾，更多是暗流涌动的替代——特别在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着昭昭天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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