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欧洲疫情惨重，为何领导人支持率不降反升？

布鲁塞尔——自冠状病毒暴发以来，始终不是很受欢迎的埃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总统在法国的支持率达到了最高。意大利惨遭疫情肆虐之际，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的支持率上涨27％，达到惊人的71％。甚至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起初对强制应对措施犹豫不决，后来自己患上重症，他的政府成了几十年来最受欢迎的一届。

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使诸多迥异的族群聚集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当人们感到困惑和恐惧时，他们倾向于信任政府，因为如果想到当局本身也困惑而恐惧——更不用说还有无能——那就实在难以承受了。

问题是，一旦危机缓解，批评增多，政治恢复正常，这种支持是否会持续下去。通常，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不可避免的过失和错误的正式调查很快就会出现，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连施政最为有力的领导人都会成为复仇的对象。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许多领导者获得的提振并不有效，因为病毒造成的巨大伤亡并不受党派的狂妄之言所影响，并且他们犯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不确定性在美国最为明显，考虑到舆论对白宫疫情应对普遍存在犹豫不决的看法，在这个气氛极为紧张的选举年里，特朗普的支持率仅取得了一点点上升，并且没持续多久。

“最初的本能是集结国家力量，因为不这样做会被看作是不爱国而且是无益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说。“但是，社会不能永久动员下去。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疲倦，会提出更棘手的问题。”

前北约秘书长兼英国国防部长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坦言：“人们是会团结一心，但激情很快就蒸发掉了。”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抗击造成严重破坏的自然灾害时，大多数政府领导人的民众支持会激增，即便自己的不作为或误判曾导致灾情加剧。

人们可能会以为，有能力的领导阶层能从中受益更多。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北欧，很大程度上的确是这样，由于这些国家及早采取了强硬措施，它们本周可以开始试探性的重新开放。

在要求返岗工人戴口罩的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兹(Sebastian Kurz)的支持率上升了33％，达到77％。同样，荷兰总理马克·鲁特(Mark Rutte)也获得75％的支持，比之前上升了30点。

随着一些儿童重返校园，以及丹麦政府为可能持续数月的分阶段重新开放作准备，总理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的支持增加了40点，达到79％。

病毒甚至成功地使德国的“跛脚鸭”政府得到复兴，这个政府的支持率曾一直在下降，流入绿党和极右翼党派。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支持率增加了11个百分点，达到79％，她的表现在德国内外都受到了广泛好评。

但是，即使在受到该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中，领导人也得到了提振，乍一看似乎并不十分合理。

意大利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意大利政府毫无章法的应对始终比病毒慢一拍。但是孔特的总体支持率已经飙升。

“在战争般的情况下，你希望对你的领导者抱有信任，不管是糟糕的领导者还是有能力的领导者，”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所长纳塔莉·托西(Nathalie Tocci)表示。“但我的直觉是，最终会真相大白。”

已经有迹象表明，由于公众逐渐失去耐心，一些领导人正在从高峰中滑落。

以马克龙为例，马克龙在本周宣布延长对法国的封锁时承认了曾犯下的错误。民意调查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从其政府在3月13日的历史最高点59％降至43％。

“马克龙从来没怎么超过25％，”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欧洲政治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勒凯纳(Christian Lequesne)说，并提及黄背心运动、工会对经济改革的不满以及人们普遍认为马克龙更像是为银行服务而不是为人民。

“法国人开始关注民众的不满情绪，比如口罩的缺乏，以及我们是否为应对这种大流行做好了准备，”莱奎内说。“我相信当封锁结束后，这些问题将立即进入公众讨论，对政府的指责会有利于反对党。”

马克龙总统竞选的潜在对手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大会(National Rally)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国家遭受创伤的这段时间里，她基本上保持着安静，莱奎内说。“但她发言时强调了口罩问题以及对控制局势的无能，并主张我们应该彻底关闭边境。”

围绕着冠状病毒发生的危机，与更加暴力的冲突有着近似的特征，人们的支持通常是急切而又短暂的。

1979年10月，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支持率为31%。但是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包围之后，他的支持率在1980年1月达到58%。那年11月，卡特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击败。

被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之后，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的支持率从1991年1月的58%上升到87%。但他在1992年输给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的支持率为51%。那个月底，他的支持率达到90%。三年后，他仅以微弱优势再次当选。

冠状病毒疫情之下，特朗普支持率的增加却比预料中的要小，这让他成了异数。当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率达到70%的高位时，他的支持率却徘徊在40%到45%之间，这反映了他有坚固的票仓，但也反映了对他的表现的广泛批评。

托奇说，这种病毒的一个“正面”结果可能是民粹主义的名誉扫地，以及对专业知识和更理性的政府的信任回归。

“与这场民族主义民粹浪潮相关的，是一个有玩火的余地的历史时刻，”她指出。“但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糟糕，要危险得多，人们不想听精通操纵媒体的民粹主义者那些轻巧的胡诌。”

她引用的民意调查显示，聒噪的意大利民粹主义者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正在失去右派支持，而另一名极右翼反对派政治人物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理性、冷静、非民粹主义的右派当中”支持率有所上升。

公众的大部分反应可能最终取决于危机感能持续多久，病毒的攻击是不确定的和无止境的。解除封锁本身就充满政治风险。

“尽管我们看到这些领导人在做决定，但他们的决定不是发自一种实力地位，而是出于不确定性和虚弱，”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驻巴黎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邓根(Nicholas Dungan)表示。

“与其说他们在领导，不如说他们是在管理，”他说。“一旦人们能够出门，不再履行禁锢自己的义务，他们将会非常愤怒，这将导致更多动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政府学教授托尼·特拉弗斯(Tony Travers)指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因领导了击败希特勒的战争而受到尊敬，但他在1945年马上就被赶下台。

“赢得一场战争绝对不是继续执政的秘诀，”特拉弗斯说。“当疾病的威胁消失后，为免受威胁而得到的保护，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后果。”

各国政府将不得不决定如何挣扎着回到相对正常的状态，以及如何应对即将成为政治辩论焦点的不平等、失业和债务等令人情绪激动的问题。

“当我们走出困境时，清算就将开始，”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外交政策研究部门负责人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表示。“当人们意识到这些损失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谁该被抽税，国家拥有多少财富，以及人们会对这些的控制措施产生多大的不满。”

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很多事情尚不清楚，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政治动荡，”尼布利特说。“到了秋季，该算账的时候，领导人将面临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