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5000万人死亡,100年前的那场流感后来怎么样了?（图）

超240万人确诊，16万人死亡，疫情的拐点依然迟迟未来。疫情还有多久才能结束？100年前的人也在问。
结果是，那场发生在1918年的大流感，反反复复来了3波，持续时间长达3年。
那时，全世界的总人口不过18亿。
但最终，感染人数达5亿，超过了总人口的1/4，带走了5000万-1亿人的生命。
一战死亡人数是1600万，二战直接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是3600多万。
而1918流感大流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及流行病造成的伤亡。
面对那场危机，人们慌乱无措，任由死亡与恐惧蔓延；那些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倾尽全力依然无功而返。 这场危机，有一个被叫了一百年但并不正确的名字：西班牙大流感。
因为这场流感的发源地，并非西班牙。  
01 突如其来的流感
1918年，美国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还是座一片荒蛮的小县城，三三两两分布着一些小草屋。
农夫们的房子离自己的猪圈、鸡鸭舍很近，很多人家里都养着成群的牲畜家禽。

1918年1月末到2月初，当地一些人开始患病：剧烈头痛和身体疼痛、高烧、干咳。
医生迈纳将这种病归为了流感，但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症状如此强烈的流感。
和普通流感更为不一样的是，许多被这种疾病击倒的人，“都曾是县里最强壮、最健康、最精力充沛的人”。
在迈纳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取得任何治疗方法时，疾病突然消失了。3月中旬，一切看上去好像又恢复了正常，孩子们重新去上学了。
但当时美国正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地报纸害怕影响战时士气，对疾病造成的死亡极少提及。
医生迈纳的担忧并没有消失，那些症状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他嗅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于是他向国家公共卫生官员发出了警报。
1918年上半年，迈纳提出的“严重性流感”警告成为了当时美国《公共卫生报告》周刊上，唯一涉及世界各地流感的内容，然而，这个信息并没有被引起重视，也没有作为公共卫生预警信息发布。
就在哈斯克尔县有人病倒的时候，当地一名叫艾略特的村民前往福斯顿军营拜访自己的兄弟，那时他的孩子也已经生病了；与此同时，福斯顿军营一名叫阿尔伯特•吉特切尔新兵厨师回到哈斯克尔探亲，之后又返回了军营。

3月4日，阿尔伯特•吉特切尔在检阅时报告得了流感。
在接下来的短短三周之内，有1100多名士兵病重，237人患上了肺炎，38人死亡。
这样的死亡率，还是没有被引起重视。
福斯顿军营仍然在源源不断向欧洲战场输送着士兵。

 在福斯顿军营出现第一例病例后两周，3月18日，佐治亚州两个军营中各有一个士兵请病假。
紧接着，美国36个兵营内有24个遭遇了流感侵袭，全美55个大城市中有30个出现了流感。
3月底，美军登录法国布雷斯特港口，疫情从这里开始蔓延。
法国军队4月10号出现了第一例病例，4月底，巴黎被侵袭，意大利也遭到了波及。
5月，英国第一陆军有36743人住院，第二陆军的疫情在5月底开始恶化，6月，当军队从欧洲大陆回到英国时，疾病被带到了英国。
西班牙超过800万人被感染，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被感染。
参战国对所有可能影响士气的消息进行了封锁，包括流感。但由于西班牙是中立国，媒体报道没有受到管控，因此这些消息被充分报道。
但正是这样，全世界人开始将这种流感称作“西班牙流感”。
6月，疫情在德国军队中爆发，50万人躺进了医院。

葡萄牙、希腊、丹麦、荷兰、瑞典、印度、中国、菲律宾，全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了疫情。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一波疫情爆发，尽管许多人患病，但症状都不太严重，住院的人大多都能完全复，致死率也不高。
法国疫情爆发时，613名美兵被送入医院，只有1人死亡；英国舰队被感染的10313名水手中，最终只有4人死亡。
6月1日到8月1日，200万驻法的英国士兵有超过120万被病魔击倒，但随后，疾病绝尘而去，停止了蔓延。

8月10日，英国一份医学杂志宣布流感疫情“已全然消失了”。
它确实消失了，但只是暂时消失。
当它卷土重来的时候，早已不像第一次这样温和，变异后的病毒杀伤力和致死率骤然上升。
8月15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带着200名船员来到了塞拉利昂的一个港口，他们都患上了流感，在他们指挥一些黑人把煤炭装进船只后，工人们把报酬和病毒一起带回了家。
8月24日，两个当地人死于肺炎，许多人病倒。

短短几周，塞拉利昂就因为流感，损失了大约3%的人口。

病魔来到了波士顿德文斯军营。
这里最大的设计容量是36000人，但现实是这里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5000人。
一天的时间里，就有1543名士兵患上了流感，到了9月22日，整个军营19.6%的人都成了患者。

即便医护人员的数量扩大了10倍，从凌晨5:30工作到晚上9:30，还是不堪重负，许多医生和护士被感染死亡。
有军医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患者一开始看上去就像是普通感冒或流感，但入院两个小时后，他们的颧骨上出现褐红色斑点。
几个小时后，肤色开始发紫进而发黑，从耳朵扩展到整个脸部。
平均每天有100人死去，专门开设了运送尸体的专列，棺材供不应求，尸体就像小山一般堆在一起。
床位上的病人面色紫青、剧烈咳嗽、不时吐出血痰。
病人得不到任何照料，能容纳1200人的基地医院挤进了6000人，没有护士，医院内充满了恶臭味，那些无法起身的病人排泄物染满了自己的衣服和床单。
到处都是血迹，有人咳血，有人从鼻子和耳朵里往外冒血。
尸体一捆捆像木头一样被胡乱丢失在停尸房的走廊里。

9月7日，来自波士顿的300名水手登录费城海军码头。
从那之后，费城的情况成为了美国其他城市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个缩影。 即便已经有人因为流感不断住院，9月28日，不顾诸多医生的反对，费城政府还是照常举行了销售公债的大型自由游行，游行队伍延伸了3公里多。
几十万人簇拥在游行路线上，大家互相推搡，都想把游行队伍看得更清楚一些。
政府向他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危险。
游行结束后3天，费城全城31家医院床位全部爆满，医疗措施无济于事，一名医生的女儿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死亡，一名实习护士早上上班时感到不舒服，12小时后就死了。
然而，所有城市的卫生部门还是表示：“只要市民做好日常预防措施，不需要过多警告。”、“这并不是传闻中可怕的‘西班牙流感’，而是普通的传染病。”

10月1日，费城因为流感共117人死亡。
所有的公共集会开始被禁止，教堂、学校、剧院全部被关闭，葬礼也不允许再举行，可是这一切，为时已晚。
仅仅10天的时间，患病人数从每天的几百人达到了上千上万，死亡人数成倍增加。
人们陷入了恐慌，报纸仍然在将事态最小化，声称禁令措施“没有任何惊乱或者恐慌的理由。”
10月5日，死亡人数达到254人时报纸宣称流感已达最高峰，结果第二天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89人，报纸再次告诉人们，流感高峰已经过去了。
可接下来两天里，死亡人数突破了300，政府宣称，这是死亡人数的最高位，从现在开始，死亡率将会不断下降。可第二天死亡人数攀升到了400人。

“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尸体无法安葬，掘墓的人也病倒了。

“整个城市笼罩着恐惧，如死一般的冷寂”。
一些偏远地区的村庄遭遇了灭顶之灾。
在美国红十字会组织的远征救援中，诺姆的300名因纽特人176人死亡。
一名医生探访的10个小村落，有三个村落里的人全部死亡，其他几个村落也都85%的人死亡。
在一个叫米克尼克的小渔村，全村只剩了6个人还活着。
无数村庄已经空无一人，不存在任何生命迹象，只有几群饿得半死的狗。”
9月，流感席卷美国全境，死亡人数超过10万；10月，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万，10月22日一天，纽约的死亡人数达到了5222人。
西班牙萨拉莫死亡率达到10.1%，德国法兰克福患病死亡率更是高达惊人的27.3%。
全球的死亡人数在10月，超过了150万人。
  02  究竟是怎么回事？
普通流感袭击的往往是抵抗力较差的小孩和老人，1918年的流感，连最健壮的人群也没有放过，而且他们还占了死亡人数的大多数。
在南非的城市中，20-40岁的死难者占到了死亡人口的60%；在芝加哥，20-40岁的死亡人数是41-60岁死亡人数的五倍；整个美国，死亡年龄段最多的是25-29岁，其次是30-34岁，第三20-24岁。
医生也拿不准，这个疾病到底该划分到哪一类疾病中。
如果有人因为关节疼痛而满地打滚，医生会认为是登革热；如果有人发高烧、打寒战，医生又会将其诊断为疟疾。

霍乱、黄热病、瘟疫、肺结核、白喉、痢疾，都成了可能的选项，但没有一个可以解释全部的症状。
根据一位英国医生记录：“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情况——即皮下气肿，空气在皮肤下集聚形成气泡——从颈部开始扩散，有时遍及全身。”
那些气泡在病人翻身时会发出噼啪声，一位护士后来把这种声音比作爆米花，在她之后整个生命里，她无法忍受别人在她旁边吃爆米花。
极度的耳痛常常出现、头痛深入颅骨，尤其是眼眶后方，想转动眼睛的时候，那种疼痛几乎难以忍受。
嗅觉也会受到影响，有时持续几个星期。还出现较为少见的并发症，比如急性肾衰竭。
血从某个人的鼻子、嘴巴、甚至耳朵或眼睛周围喷射出来。
照顾病人的妻子或丈夫、为家庭递送食物的童子军、想查明公寓里的人是否还活着的警察、用自己的车充当救护车的司机，所有人看到这些症状时，都被吓坏了。
死亡来得极快。
全世界充斥着有人从马上跌落、有人瘫倒在人行道上的新闻。

有人刚登上电车，售票员就倒下死了。五公里的路程，有6人死在车厢里，其中包括司机。
恐怖在全世界蔓延。
一边是报纸上不断宣布的“不要害怕”，一边是身边的人不断死去。
医生们开始尝试一切办法：从阿司匹林到吗啡；用海洛因控制咳嗽；给病人输氧。
一些医生慌不择路，把最古怪和最荒谬的疗法都用上了：把多种刺激性药品粉末混合在一起，吹进上呼吸道内；给口腔、皮肤、肠道注射小苏打。
尽管一些治疗方法造成了一半以上的病人死亡，但还是有人对外宣称，他已经掌握了完整的治疗方法，而对于那些被治死的病人，却只字不提。
还有几亿人根本得不到医生的照顾，各种民间偏方也都出现了：脖子上挂着樟脑丸和大蒜、用消毒液漱口、让冷空气充满房间或是关闭窗户加上封条，让屋子里变得更热。
那时没有一种药品、没有一种疫苗可以真正预防流感，尽管数百万人戴着口罩，但也无法预防流感。
医生们试遍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最终只能沮丧的对自己的患者说：“没有什么特殊办法能起作用。”

科学家们也站了出来，接受挑战，拯救生命。
这种流感如何表现又如何传播、它在人们的体内做了什么、病原体又是什么？他们必须回答这三个问题至少一个，才有可能拯救病人。
各地的实验室研究都转向了流感，无论他们各自之前有多么高傲不羁、彼此之间有多么厌恶，流感面前，他们知道，只有合作，才有可能战胜病魔。

他们用尽毕生所学，试图探得一丝疾病的真貌。
很快，当时那批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们似乎丧失了前十几年对科学的自信。
“别再说什么医学就快征服疾病了”，“医生们对这场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医生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
1919年1月，流感第三次袭来，一月份，西班牙死亡2.1万人，巴黎2月份2600人死亡，但相对于前两次，大多数人已经感染过，体内产生了相应的抗体，因此第三次并没有像第二次那样造成大面积死亡。
1920年3月，人类记录了最后一例流感病毒。
两年的时间里，全球5亿人被感染，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4，根据后世的估计，这场大流感带走了全球5000万-1亿人的生命。
人们说，不是人类战胜了那场流感，而是病毒放过了人类。
在那之后，无数的科学家开始研究那场流感。
但结果总是让人失望，甚至有人说“失望就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以此为生”。
有人耗尽好几年的心血，最终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果；有人终生未婚，投入到研究上，也没有取得想要的成就。
保罗·A·刘易斯，在年轻时就证明了脊髓灰质炎是由病毒引起的，他开发的能100%预防猴子染病的疫苗，比人类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早了半个多世纪。

年少成名，蜚声国际，被不止一位科学家称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大流感来临后，对于流感研究的执着，最终耗尽了他的一生。
他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只待在实验室里，但由于方向偏差和判断失误，晚年他未能在流感研究上取得任何进展。
1929年6月30日，不慎染上黄热病的他在痛苦中死去。
1918年开始的那场大流感，绝大多数的遗体都被焚毁，之后的数十年里，人们对那场流感病毒的认知依旧有限。
03   科学和团结 
100年前那场旷世的灾难，人们无助而绝望。
有很多人认为，100年过去，当新冠疫情再次袭来的时候，人类依然无助而绝望，一如当初。
从对抗病毒的角度来说，其实这次新冠病毒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启示是，我们需要总结，下一次再遇到新出现的、“不明原因传染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想答案是明确的：一套应对“新型传染病”的完整、科学的应急机制。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未知的病毒，所以这一套机制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但当我们回头来看这100年来人类为对抗未知传染病的历史，我们还是有一些进步的。
首先，为了控制1918年那场流感，当时的科学家们需要解答四个问题：它的症状是什么？如何传播？它在人体内做了什么？病原体是什么？
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有针对性的控制和治疗方案。

遗憾的是，在当时，种种条件限制之下，他们没能取得自己想要的答案，但一些研究理论也为整个世界医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的数十年里，一代代科学家沿着这些理论基础，继续追问。
1933年，英国科学家们分离出了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命名为H1N1。
从这里开始，人们知道，流行感冒是由流感病毒造成的。
人们对流感的一些基本认识，在1918大流感中被确定。
科学家们知道了流感是“一种群聚病”，最容易在拥挤的人群中传播。
他们也确信，人们不仅通过吸入这种方式传染，还可以通过手与口或者鼻子的接触传染。
因此，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隔离举措成了面对流感的基本措施。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措施，往大了说，它代表人类面对病毒时的一个整体的策略：科学和团结。
其实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利用全球监控，为我们默默阻挡了很多次的疫情。如果没有这些工作，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可能早就经历了无数次的大疫情了。
几十年来，WHO一直对流感做着监控，其全球监控系统目前已经有80多个国家超多100多个实验室加盟，这可以使得对流感进行集中分析，并且实现信息共享。
WHO的流感部门曾经证明过自己的能力：1997年的H5N1和2003年的SARS，正是他们的及时确认与判断，最终使得爆发得到了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