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骆新局 北京治港新起点（图）

在前段时间进行了重要人事和组织调整的北京治港两大部门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简称“两办”），最近针对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举问题，罕见高调出招，不避争议和敏感问题，以法律语言直击要害，澄清了过去多年一直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为已静止一段日子的香港政圈投下一枚震撼弹。这说明在完成中央治港体系和人事调整之后，新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已经开始在工作层面，依循积极“一国两制”思路，打开治港工作新局面。

今年1月、2月，曾任青海、山西两省省委书记的骆惠宁和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夏宝龙，相继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其中，骆惠宁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分别兼任港澳办副主任。这一调整既打破了过去多年治港人事的惯例，首次让在中国政治体系下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属于典型政治干部的封疆大吏入主治港系统，又从组织层面理清了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关系，有助于“两办”协同配合，整体提升了治港系统的工作效能。如今，在经过两三个月的熟悉、摸索和酝酿后，夏宝龙、骆惠宁正式出手。

第一招是中联办时隔20余年重新设立新闻发言人，敢于“亮剑”。过去十来天“两办”发言人紧密配合，频繁发声，一个非常不同以往的地方是，中联办发言人首度亮相。中联办前身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在1987年至1998年间设有新闻发言人，在香港回归过渡期发出中方声音，但后来随着香港主权移交，在“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区隔治港思路影响下，便取消了发言人职位，导致长期以来中联办不太能及时向香港社会传递讯息，予人“不想讲、不敢讲、不会讲”的刻板印象。如今，随着夏宝龙、骆惠宁上任，中联办首度设立发言人，频繁出招，敢于用法律语言“亮剑”，反映他们正在以北京确立的积极“一国两制”纠偏以前的疏失。

第二招是阐释清楚“两办”在中央治港体系中的定位，尤其是中联办在香港的定位。过去多年，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权力“在地化”象征的香港中联办，因为在《基本法》中未有明确提及，加之“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一国两制”影响，其身份时常显得遮遮掩掩、模糊不清，让港府和泛民都误以为这才是治港的常态，从而影响治港工作的成效，酿成许多问题。今次“两办”发言人批评郭荣铿等泛民议员瘫痪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运作，被泛民指责“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违反《基本法》第22条”，以及港府4月18日晚在回应这一问题时竟然闹出两易其稿，前后给出三个版本的笑话，就有力说明不论泛民还是港府，均存在认识不清中联办地位的问题。而且港府的出错不止今次，关于中联办的地位及其与《基本法》第22条的关系，港府以前在不同时间给出多个被泛民找到漏洞的矛盾说法。

有鉴于此，夏宝龙、骆惠宁主持下的“两办”发言人专门澄清“两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当然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这一极为重要的表述清晰厘定了“两办”，尤其是“中联办”的权力来源以及在香港的政治定位，将“两办”地位正式清晰化，有助于“两办”日后更积极地依法开展工作。

第三招是厘清了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力关系。长期以来，香港社会不少人对于《基本法》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一种误解，僵化理解《基本法》赋予的“自行管理的事务”，甚至不断放大“自行管理的事务”的外延。今次泛民反对“两办”表态立法会内会选举问题的一个理由是将内会选举问题完全归为“自行管理的事务”，试图通过“恶意拉布”瘫痪内会，造成“立法会不能正常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阻挠《国歌条例草案》立法程序。今次“两办”明确解释中联办具有监督权，“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一般不会过问”，“但是，如果出现严重影响‘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全面准确实施的情况，出现损害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况，中央就必须过问，包括适时表明立场和态度，并依法加以纠正”。这其实是延续北京近些年来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认知逻辑，有助于更加辩证认识北京“全面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的关系。

第四招是主动出击，对待泛民的策略正在发生改变。对于在香港政治光谱中占有重要比例位置的泛民，中央曾以妥协的姿态，放低位置希望能和对方沟通。2016年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时，将泛民形容为“有不同意见的社会群体和代表人物”，表示要“耐心地倾听，了解对方的立场，让他们把话说出来”。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接受采访时亦称，从《基本法》角度来看，泛民属于建制人士。但是由于近年来泛民日益激进化、民粹化，时常忽略香港和国家大局，情绪化地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纠合民意、联合外部势力对抗北京，尤其是去年修例风波以来，更是被激进路线裹挟，日益趋向“政治揽炒”，冲击到香港“一国两制”管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夏宝龙、骆惠宁主持的“两办”改变了对于泛民的定位，不再通过妥协的方式来“求”合作，而是主动出击，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和对方“沟通”。不论是高调抨击郭荣铿等泛民议员恶意拉布，采取“政治揽炒”，还是谴责“香港一些政治人物频频到外国‘告洋状’”缺乏政治伦理，突破“一国两制”底线，抑或发声“坚决支持”香港警队以涉嫌非法集结罪拘捕多位知名泛民人士，都说明夏骆正在依据北京的治港新思路，借鉴毛泽东当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统一战线经验来对待泛民，以便使香港各主要政治力量在治港工作上形成合力。

上述四招，发炮之力、用词之严、姿态之高，都是近年来罕见。尽管这会在香港社会引起反弹，港人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同时“两办”在转变过程中也应该吸取之前治港教训，摸索通过更加现代的方式与香港社会沟通，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修例风波后临危受命的夏宝龙、骆惠宁，正为治港工作打开新局。这个新局，我们姑且称之为“夏骆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