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家“杀人柜”受害者获3.2亿天价赔偿：人命，可以用金钱衡量吗？

几个月前，曾经沸沸扬扬的宜家“抽屉柜压死男童”事件有了结果：宜家向受害者家庭支付4600万美元（约3.2亿元人民币）的赔偿。

                                                               动画还原悲剧现场

而前几天，一起很多人挂心的交通肇事案，又有了新消息。

《南方都市报》报道，去年“玛莎拉蒂司机醉驾撞宝马”的案件中的几位受害者，在今年1月开庭后至今，再也没收到过被告方的任何赔偿款。

2019年7月3日，司机谭某酒后驾驶玛莎拉蒂飞速追尾一辆等绿灯的宝马车，宝马车瞬间起火，后排2人当场死亡、驾驶员全身大面积烧伤。

今年1月开庭，为什么到了5月还没有宣判？

媒体报道说：“庭审后，双方曾多次调解，肇事司机谭某方称愿意合理合法补偿受害人，但双方就赔偿金额协商一直未果。”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部分原因：

有受害者家属坚决要求死刑，而烧伤患者的治疗费堪比天价。然而，肇事司机谭某只是刚毕业的学生，如果没有家人代为支付赔偿款，她是赔不出多少钱的。

但是，谭某家人代赔的要求，是受害者家属出具谅解书，让谭某减刑，但受害者家属又不愿意——案件于是成了一个死局。

其实，早在去年新闻刚出、谭某被爆出富家女身份时，就有网友发起过投票：

“钱不能买命”，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我们却会发现：同样是伤害案件，有人获赔多、有人获赔少；法律实践中，犯罪者能通过更多的赔偿获得减刑……

人命的价值、死伤者的牺牲，真的能用金钱衡量吗？

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十分冷酷，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人命的行情   皇帝都会打听

今天我们一直强调的“生命无价”，其实是一个现代概念。在中国古代，不论是补偿死者、还是为了逃避死刑，花钱买命的故事，一直都写在律法中。

汉惠帝时规定：“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按照估计，那时候出6万钱，就可以免一次死罪。

《金史》中记载，金始祖完颜函普在调解部族冲突时规定：“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

从此，“杀人偿马牛三十”成了女直部族的规矩。

                                 大多数人最眼熟的完颜家族 | 《射雕英雄传》剧照

《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42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人命不仅可以赎买，还有贵贱之分。

清朝雍正十二年，户部和刑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到了咸丰年间，皇帝曾经问起福建的一场死亡30人的械斗：“命价每名若干？” 福建布政使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西班牙银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1839年，英国水手在香港九龙酗酒闹事，因为禁烟政策，英国商船被从广东驱离，只能在香港集结。

在与当地村民的冲突中，有水手打死了农民林维喜。这就是为鸦片战争埋下伏线的“林维喜案”。

林则徐根据国际法准则据理力争，要求英方交出凶犯，而英国驻华的高级官员义律为了颠倒黑白，向死者家属提供了1500元的抚恤金，换取了林维喜之子林伏超所立的字据：

“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

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生命无价”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人命只不过是一项可以兑换的资源。

现代社会

死亡赔偿不再是“买命钱”那么，现代法律规定中的死亡赔偿，就不是“买命钱”了吗？严格来说，还真不太一样。我们来看看另一场造成重大伤亡的交通肇事案：2018年7月，杭州司机陈某驾驶奔驰先后与4辆机动车及行人相撞，事故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

这一场事故，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去年7月15日一审宣判，陈某交通肇事属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陈某有自首情节，案发后通过亲属积极赔偿，取得绝大多数被害方的谅解，有悔改表现，对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出对陈某酌情从宽处罚的相关意见予以采纳，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在我国，交通事故赔偿金约等于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法律中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换算下来其实是这个家庭本不应支出的部分：用于医疗和丧葬的额外支出、死者本来正常工作能赚取的工资、死者应该为家庭履行的抚养义务……

人身损害赔偿涉及的相关事项 | 图：同人法律发现了吗？由死亡引发的赔偿金，现代法律从来没说过它兑现的是“人命价值”。对于法律来说，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代表了法律对犯罪者的惩罚；而附带的民事赔偿，则是违法者理应对受害者支付的补偿。用钱获取受害人及家属的谅解，弥补自己的过错，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而家属拒绝赔偿、拒绝谅解，要求严惩凶手，同样是合理、合法的事情。

不可否认，赔钱减刑的确可能被当成脱罪的漏洞来利用；但另一方面，积极赔偿可换取减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犯罪人弥补被害家属在生活中的经济缺失，也为无意造成人身伤害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没有积极赔偿减刑的规定，也许会让很多犯罪人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都被判死刑了，我为什么还要赔钱？”埃米尔·布伦纳在《正义与社会秩序》中说：“一种态度、一种法律、一种关系，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它就是正义的。”现代法律不会为人命定价，它能做的是在悲剧发生后对受害者尽量弥补。

利益和生命，可以兼得吗？在法律之外，还有其他的计算方式吗？其实，现实中不乏把人命当成一笔“生意”的企业。迈克尔·桑德尔在伦理学名著《公正》一书中讨论到了福特平托车案。事情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平托车当时很畅销，但人们发现，它有个安全缺陷：在被严重追尾的时候，油箱容易起火爆炸。

于是，福特公司算了一笔账：如果不作为，平托车的这一缺陷会导致180人死亡、180人烧伤。按照法定赔偿金的数额，赔偿款共约4950万美元。如果要为市面上所有的1250万辆平托车进行改装，总耗资将达到1.375亿美元。显然，前者更加合算。于是福特公司就选择了不作为。不过，随后福特公司被法院多次罚款，并且引发了公众舆论的愤怒。1981年，平托车停产。

企业为了私利而枉顾消费者的安全，显然是违背人性的。但是，当公众的经济利益与人身安全无法同时兼顾，我们确实会遇到决策上的难题。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就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假设预算有限，有人建议花1万美元为社区安装一个红绿灯。按照估算，这可以使致命性交通事故的危险从1.6%降低到1.1%。你应该花钱修这个新红绿灯吗？

这时候，如果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就会陷入一个悖论：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就应该在每一个路口都安装上红绿灯，在每隔几百米就设立一个医院。同样，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去驾驶有全套最新安全设备的汽车。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也不会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医院，还是会有很多人购买安全性不高的汽车。由于“稀缺”这一普遍状况，我们不可能投入无限的资源，去确保每个人的生命都万无一失。所以，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决策中，我们有时为了节约一些钱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

搭乘超载客车，一种安全风险高、收益低还违法的不理智决策，不要学习！！！

但是要注意，这一点与福特公司的决策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福特公司是为了企业的利润而牺牲公众的安全，而大众更认可的，是在属于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中做出理性的取舍。开头中宜家3.2亿的天价赔偿，也不单单是对受害者家庭的补偿，它还传达了一种积极的信号：生命无价，企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微小的安全隐患。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的例子，并做出回答：按照经济学家的计算，我们可以为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付出约1000万美元。红绿灯减少的车祸死亡危险为0.5%。因此，安装红绿灯的预期收益是0.005×1000万美元，即5万美元。这种收益估算大于成本1万美元，应该批准该项目。

我们一边说着生命无价，一边又计算一个死者应该获得多少赔偿、为挽救一条生命应该付出多少成本，这矛盾吗？数据虽然是冷冰冰的，但是，在一个有序的社会里，正是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司法的正义才能尽可能地实现、决策机制才能更好地运转。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给每一条人命标上数字，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权益。任何能够计算出来的数字，都绝不等同于人命的价值，须知：“生命权是“至高权利’。它是享有其他所有人权的前提。”

——联合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一般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