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说：澳洲不用过于“提防”中资，因为投资以失败居多？

5月15日，爆出造假丑闻的瑞幸咖啡（Nasdaq: LK）被纳斯达克通知摘牌退市。至此，这可能成为中国企业高管“坑”外国投资者的经典案例。

然而在澳大利亚，不少中资投资的情况正好相反。

此前沸沸扬扬的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Virgin Australia，后简称：维珍）进入托管、意图出售的航空界最大风波，终于有了尘埃落定之势。

维珍和托管机构德勤将参与第二轮竞拍的候选机构缩小至4家，分别为贝恩资本（Bain Capital）、BGH Capital、美国航空公司Indigo Partners和纽约投资公司Cyrus Capital Partners（曾是维珍美国航空公司的投资方）。

在这场受到全澳关注的航空业危机当中，两家维珍背后的中资股东——南山集团（NANSHAN）和海航航空集团（HNA）却悄无声息。

拥有维珍澳大利亚航空股份的股东们，图/澳大利亚人报

维珍于4月宣布进入破产前的托管程序。经德勤查实，公司共有超过1万名债权人（包括飞机所有者、债券持有人，雇员和机场所有者），负债超过68亿澳元。

在进入托管前，包括南山集团和海航在内的四大股东均不愿再拿出14亿澳元的股权，来帮助维珍解决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严重现金流问题。

为何不愿再继续“砸钱”？从目前的状况看，这两家中资公司对于维珍的投入，可能并非一桩划算的买卖。

投资理想丰满 市场现实骨感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对近年来的中资投资失败案例进行了盘点，在有关维珍澳洲航空的部分，该报写道，当初会投资维珍航空，南山集团的澳大利亚总裁宋建民是希望借由在维珍的股份，作为整个集团推动旅游业的一个战略性平台。

南山集团的全球布局，图/南山集团官网

2016年年中，尽管当时澳大利亚国内已经出现对中国在澳投资的“忧虑之声”，南山集团还是斥资4.56亿澳元购买了维珍20％的股份。

在接受澳媒采访时，宋建民曾表示，在查看集团纺织品、房地产和铝资产业务时，自己想到了“澳大利亚的蓝图是扩大旅游业务。”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南山集团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同样被动的还有海航集团，后者也持有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20％的股份。

两家公司都没能从对维珍的投资中获得任何战略价值。伴随维珍的倒闭，两家公司已经损失了近10亿澳元。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在澳大利亚，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模式。

据悉，过去10年中，包括资源、农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在内的少数但高调的交易，让中国公司损失了至少250亿澳元。

多年研究中国企业的投资机构J Capital Research首席执行官蒂姆•默里（Tim Murray）表示：他们看到了很多公司失败的案例。“许多中国公司来到澳大利亚并为购买资产支付了高价，就像日本在1980年代所做的那样。”

然而，既往的这种亏损记录丝毫没有减轻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投资的“警惕”。并且，由于新冠疫情导致资产价值缩水，自3月下旬起所有的离岸收购都必须获得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批准。

澳大利亚政府的担忧是，在中澳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之时，富有的中国投资者会在国家的支持下大量购买澳大利亚的廉价资产。

然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公司并不太善于此道。除了最近腾讯低价收购Afterpay 5％的股份外，其它大型中资企业从未如此敏捷地进行过机会投资。

中资在澳的“糟糕案例”

而在大手笔收购澳大利亚资产中，不少中资企业都“铩羽而归”。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中国铝业集团（Chinalco，以下简称：中铝）于2008年2月对力拓在伦敦上市股票的“突袭”。

当中铝以每股60英镑的价格收购力拓10.3％的股份时，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了。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该股票的交易价格处于该水平附近。但是，在随后的12年中，大部分时间，力拓的股价都仅只有中铝收购价的一半。

以澳元计算，中铝在力拓的投资亏损了85亿澳元。即使加上股息，中铝仍然亏损20亿澳元。与此同时，本次收购也没有打破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的主导地位。

而在对澳资源领域的投资中，中铝的这笔投资并非最糟糕的。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J Capital的Murray将中信（Citic）在西澳皮尔巴拉地区Clive Palmer持有地块的投资，描述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糟糕的资源交易”。

图/ Australian Mining

自2013年投产以来，中信已经计提了50亿美元（78亿澳元）的减记。本地账户显示有16亿美元的税收损失。此外，它甚至在动工之前就损失了超过10亿澳元的外汇购买费用。

据报道，该项目去年获利微薄。这还是在铁矿石价格创历史高位的条件下实现的。伴随全球经济疲软、巴西淡水河谷恢复正常生产，有业内人士预计铁矿石价格可能在下半年下降。

包括Murray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中信的损失远远超过报道的损失，总计可能超过100亿美元。

相比向市场新增2000万吨铁精矿（澳大利亚总出口的约2.5％）的回报，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减少对必和必拓和力拓等澳大利亚铁矿商的依赖，而这些大手笔收购都没有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鉴于目前中澳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澳大利亚通过限制铁矿石生产来制约中国发展的担忧也并非“杞人忧天”，然而多元化的布局却可能还需要时日。

看到中国国有企业在澳的收购“成绩不佳”，这又逐步引起人们对中国私营资本的担忧。

FIRB新规中首次没有对国有公司和私营公司进行区分。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私营公司由于依赖国有银行提供资金而永远无法摆脱政府的控制。

万达集团创始人曾是中国首富，但在中国实施新的资本限制后，该集团被迫在2018年1月火速出售了悉尼和黄金海岸的开发项目。

另一个糟糕的收购记录，是中国的月亮湖投资公司（Moon Lake Investments）于2016年4月以2.8亿澳元的高价收购了澳大利亚最大的奶牛场，位于塔斯马尼亚的Van Diemens Land。

随后牛奶价格暴跌、并遭遇干旱天气。自那以来，它已将资产减记了5,000万澳元，造成了一系列经营亏损，流失了大部分管理团队，并因为违反了债务契约而受到了放贷者的摆布。

J Capital的Murray认为，尽管来自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收购理应仔细审查，但对中国投资的许多其他担忧并没有道理，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的不良往绩”。

金融评论报列举了这么多中资失败的案例，以此说明无需担心中资对澳大利亚的“侵蚀”，然而抛开这个角度不谈，事实上，中资在澳洲投资成功的案例也不少，典型例子就是合生元2015年投资收购保健品牌Swisse。

澳财网对此进行一个小调查，欢迎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