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冠离婚”上热搜：丈夫在家的日子， 我就头晕得厉害（组图）

自日本政府4月7日宣布“紧急状态”以来，丈夫们在家办公毋需外出，夫妻共同居家生活的时间急剧增加。而回归家庭后的丈夫，却未能分担育儿和家务工作，反给妻子徒增负担，导致陷入离婚危机的日本家庭也多了。

“新冠离婚”一词成为目前日本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

“我的敌人是新冠病毒和老公！”

“收入减少，不做家务。”

“不照顾孩子，在家中大喊大叫。”

“这已经给我带来压力了，适可而止吧！”

......2020年母亲节来临前，日本主妇们在“全国紧急状态”的最后一天得知，政府对“外出自肃”（自我控制，尽量不要外出）的要求又延长了一个月。这意味着她们的丈夫又要在家多待一个月了。

自日本政府4月7日宣布“紧急状态”以来，丈夫们在家办公毋需外出，夫妻共同居家生活的时间急剧增加，陷入离婚危机的日本家庭也多起来，“新冠离婚”一词成为目前日本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事实上，疫情平缓后的中国也出现“报复性离婚”现象。

《朝日新闻》此前曾报道了中国各地的民政局正式开始办公后，离婚申请爆满的情况。

妻子不愿与丈夫在同一房间 

丈夫抱怨妻子把自己当“病毒”

30多岁的奈美已结婚7年。她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疫情期间，老公每天真正用于办公的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另外的时间，不是在在沙发上坐着，就是在床上躺着，“不做家务、不照看孩子，还总是要求这要求那，在一起太痛苦了”，她只能尽量避免和丈夫待在同一个房间里。

一位50多岁的日本妻子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抱怨：“丈夫在房间里的时候一直坐着，只是看电视什么也不做。拿遥控器、沏茶全部要委托给我来做。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在一起本身也变得很痛苦。”在名为“mamasta”的子女教育网站留言板上，“比起新冠，我可能因’夫源病’而死掉”的话题引发很多人跟帖留言。

“夫源病”的意思是，因丈夫感到压力，身体感觉不适。这不是一个新词，大阪大学医学系研究科副教授石蔵文信就曾出书解释“夫源病”的由来。他表示，妻子九成的疾病是因丈夫引起的。身体症状会引起焦躁、不安、抑郁等精神症状，伴随着恶心、头痛、冒冷汗、失眠等身体症状。妻子们在留言区诉说着新冠疫情期间“夫源病”的诸多症状：

“丈夫在家的日子增多了。我最近头晕得厉害，感到恶心”“因为丈夫一直在家，所以身体不舒服”“白天身体不舒服，但是丈夫睡了之后身体状况变好了”.......

月访问量激增的日本网站“丈夫Death Note”（丈夫死亡笔记）上更新着新冠疫情期间来自妻子的“诅咒”。

“丈夫death note”官网

5月9日一位妻子写道：“他不戴口罩，早上中午都外出，回来也不消毒。喷嚏打得太大声了，丈夫发出的声音全部都是压力。快去死吧！我用保险金和孩子们一起幸福生活。”不过，相对应的是，不满不仅来自于妻子，在家办公的丈夫也有诸多抱怨。

40多岁的佐藤，结婚已经5年，他说妻子对自己做的事情都不满意，几乎每一件事都要批评他：“为什么连放洗衣粉的地方都不知道？”“地板怎么擦了跟没擦一样？”等。他觉得很委屈：“我明明一边工作一边帮忙做家务了，还总是被骂。”

在家办公的丈夫也有诸多抱怨还有一些因“新冠病毒”引起的争吵，结婚12年的村上说：“原本妻子就比较神经质，现在新冠病毒流行，她的神经质就更加强烈了。即使只是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东西，我回来都必须洗澡。每次和孩子接触前我全身被喷消毒水，我简直就像个病毒一样。”

新冠疫情期间，日本的“租赁储藏室”生意倍增。缘由之一是那些离婚的妻子准备回娘家，由于行李太多，又因日本“羞耻文化”的存在，而不好意思把行李直接运回娘家。所以将行李先储存在租来的储藏室里，让外人看不出来异状。

待在家里的丈夫成了“大件垃圾”

新冠疫情之下，所有人回归家庭，评估新冠病毒风险，保证家庭成员健康的重任就落在了妻子一人的身上。现代日本女性，即使是家庭主妇也想要确保自己的时间，即使结了婚也有很多人选择继续工作。这背后是日本平成时代在完成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步入了更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但妻子想要保持“个性化”，很大程度上需要丈夫的协助。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妻子每周的育儿时间是3.09小时，家务是7.27小时，而丈夫的育儿时间每周只有33分钟，家务时间只有27分钟。疫情期间，每天被丈夫连问三次“做好饭没有？”一度让妻子们崩溃。丈夫回归家庭又未能分担育儿和家务工作，这给妻子徒增负担。

早于“新冠离婚”话题出现的现象，是几年前流行的“熟年离婚”，日本很多白发的老夫妻选择离婚。去年72岁的电影导演北野武与68岁妻子离婚就曾轰动一时。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自1980年至今，日本社会中“熟年离婚”案例数量已翻了近两番，而且绝大多数的离婚诉讼是妻子在丈夫临近退休之际提出的。

根据日本法律，2007年4月后离婚的夫妇，妻子最多可分得丈夫一半的公共养老金。在2008年4月份以后离婚的，即使没有达成离婚协议，也可以按结婚年限，最多分得丈夫一半的公共养老金。日本媒体认为，‍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客观上保障了妻子在“熟年离婚”后的经济来源。

‍日本很多老夫妻也选择离婚平时专注于事业的日本男性，退休后不知如何在家中自处。他们没有兴趣爱好，也没有太多的朋友，每天无所事事，也不帮忙做家务，成了家里的“大件垃圾”。如今因疫情，日本妻子还没等到丈夫退休，就发现丈夫已成“大件垃圾”急需处理。9年前也曾出现“地震离婚”更严重的是“新冠DV（家暴）”案件的增加。

根据联合国4月6日的报告显示，法国一周内家庭暴力案件数增加了三成，世界各地的家庭暴力案件均有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各国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一事表示出强烈的担忧。在禁止外出的欧美国家，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正急剧增加，日本也不例外。世田谷用贺法律事务所律师水谷江利认为，在家的时间变长，家暴实施者害怕失业而造成精神压力，以及在家饮酒增加等原因，导致疫情期间家庭暴力增加。

在日本，这次的新冠疫情大多会与2011年的“3·11”东日本大地震相提并论。‍‍‍‍东日本大地震时也有“离婚率有一定程度上升”的说法。特别是在地震受灾区，离婚咨询成倍增加。‍‍‍‍宫城县仙台市的离婚咨询就比地震前增加了两倍。

地震后，很多妻子“重新认识丈夫”根据日本媒体2011年9月的调查显示，对20岁至59岁的一万名女性的调查中，地震后“重新认识丈夫”的比例占82%，价值观不同考虑离婚的比例占11%。以地震为契机，体会到家人可贵的不在少数，也让很多人有了重新审视夫妻关系的机会。

东日本大地震后，向夫妻问题导师冈野前来咨询的人比地震前增加两成。冈野表示，地震后很多夫妻意识到价值观的差异；有因丈夫对家人不关心，妻子感到失望而选择离婚的案例；也有人意识到至今为止没有面对过自己真实想法的情况。

不过，虽然“地震离婚”咨询增加，但地震后的结婚比例也增加了。日本大型婚介所“O-net”的退会人数在2011年3月和4月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20%。5至7月结婚，8月后再次出现比前一年增加20%的情况。日本驹泽女子大学富田隆教授对此进行解释：“在不安的情况下，恐惧情绪高涨，就会产生想和谁在一起的想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人在经历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地震后，很少交谈的家人又回到了彼此的身边，陌生人也开始互相帮助。这一次“新冠离婚”的讨论并非简单停留于在家时间长，容易互相产生不满。

在水谷江利看来，无论是“新冠离婚”还是“地震离婚”，都有两个共同的原因：1、经济上的压力与心理上的压力捆绑在一起。一方的事业受到很大打击，另一方直面家庭的生计问题，消极的气氛更容易导致夫妻离婚；2、非常时期，危机管理存在价值观差异。一方危机意识不足，变得让另一方难以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