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液管、各类点滴瓶、呼吸器和医疗仪器全包围！还原新冠ICU病房的真实样貌（组图）

纽约市布鲁克林医院中心(Brooklyn Hospital Center)六楼加护病房(ICU)，一位已经基本康复的中年男子躺在病床上，神色平静地玩着手机，医师说他不日即可出院，另一位确诊新冠肺炎、头发灰白的女士像是睡着了，正一边输液，一边使用着呼吸器。

造访ICU当天，我仅戴着防护镜与医院医师给我的N95口罩，攥着塑料袋里的一次性防护服以及防护面罩，却听从医师罗森伯格的建议并未戴上；患者都住在独立的房间，玻璃门也没有打开，走廊内有不少壁挂式的洗手机，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低，我也感到相当安全。

ICU楼层共18间单独病房，护士用重症病房外的电脑查看并记录病人详情。(记者郑怡嫣/摄影)

大多闭着眼 有的已昏迷

这里，新冠病人与非新冠病人隔间而住，他们大多闭着眼睛，有微弱的意识或是已经昏迷，不过，三成病房已无病人入住，显示纽约的疫情正在好转。

在3月至4月，像纽约市其他的重灾医院一样，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曾令这所医院陷入前所未有的慌乱，各式各样的新冠确诊病人：壮硕的年轻人、患糖尿病的老人、临产的孕妇、难以沟通的失智者或无家可归的游民，涌入病房与急诊室。

布鲁克林医院中心有175年的历史，是一所中小型的社区医院，现下炙手可热的白宫防疫主管佛奇(Anthony Fauci)在这里出生，医院主要服务接受医疗补助计画（Medicaid）的低收入者、老人、少数族裔以及新来的移民，其中华人病患也占相当比例，为此，医院还专门将四楼的标示改成"三R楼"，避免"四"与"死"的谐音。

新冠ICU主治医生罗森伯格在其办公室。(记者郑怡嫣/摄影)

负责加护治疗、已在医院工作八年的主任医师罗森伯格(Joshua Rosenberg)告诉我，一个半月前，新冠重症病患急增，医院把三楼弃用多年的外科加护病房也改成了新冠加护病房，床位由此增加两倍，现在，三楼已不再接收新病患，六楼的18个加护病房中也已经空了三成。

罗森伯格说，疫情像是一场夏天的雷阵雨，手伸到外边，雨会顺着手掌、手臂倾泻而下，整个身体也会淋湿，风声鹤唳、电闪雷鸣，但是忽然之间，暴风雨又停了，阳光浮出云层，大地开始变乾。

"医院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我们处在平静期，但是你不能判断，在未来，是否会有第二场暴雨来临，按照我往年的经验，那些空出来的加护病房，又很快会被新的病人填满。"

对待重症者 巡房不间断

每天早上8时，两位ICU主任医师、几位初级医师、十几位护士及呼吸道治疗师都会参加晨会，对每位重症患者进行平均五分钟的个案讨论，逐一瞭解他们的病情及治疗方案；上午10时，罗森伯格则会参加医院的电话会议，以便各部门在疫情期间，对于药物、人力、个人防护用品、临时场所改建等，都能进行最及时的协调与统筹。

60多位医院职工参加的电话会议，不间断地进行了两个月直至5月上旬，作为两位ICU主任医师之一，罗森伯格随后则回到六楼，巡查由他负责的每间重症病房，"对待这些病人，不是和他们说了早安就算，你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需要不断检查他们的情况。"

在他负责正在住院的患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新冠的重症患者，他们与新冠患者隔间而住，年龄不等；由于心脏病、脑中风等原因紧急入院，病房的玻璃门上，贴着"非新冠病患"的彩色大字标示。

一位心脏病发的中年男士，他病房的一边是一间空房间，另一边则躺着一位昏迷不醒的新冠病患，每一位患者身边，似乎也都被输液管、各类点滴瓶、呼吸器和医疗仪器包围，他们的身上盖着薄毯，一只手臂下方架着软垫，房间里的遮光窗帘拉到一半，可以看到窗外青翠欲滴的景致。

当日，罗森伯格穿着和"急诊室的春天"中乔治库隆尼(George Clooney)一样被誉为"宁静蓝"的短袖医师服，戴着不会起雾的滑雪眼镜，只有在进入患者个室时才会披上外科手术衣；他说，入住ICU的新冠病患已经越来越少，非新冠病患的数量却一直稳定，即使在疫情高峰期间，医院仍收治了不少非新冠的重症病患。

当物资缺乏 抉择先救谁

事实上，数据也显示，在3月中旬至5月中上旬的高峰期间，除去因新冠病亡的患者，纽约市的死亡总数，仍要比往年的同一时期高出5300多人，这些非新冠的死者可能因担心感染病毒而延误就医，也可能因医院及急救系统已不堪重负而未能得到及时救助。

罗森伯格说，从疫情初期直至现在，每个医院的加护病房中，都应有相当比例的非新冠病患。

那位昏迷不醒的新冠患者已经住院数周，需使用镇静剂并依赖呼吸器来维生，医师为他使用了IL-6抑制剂也不见效果；罗森伯格与看护他的年轻女护士交谈，护士来自德州奥斯汀，两周前来到医院帮忙，她戴着一次性无纺布的手术帽、防护镜与口罩，长时间坐在病房外的电脑台前，查看病人的实时数据。

布鲁克林医院中心。(记者郑怡嫣/摄影)

由于医院其他部门及外州护士都前来支援，ICU护士及重症患者的比率达到了一比一；以往，这个比率在一比二至一比三之间，现在，护士则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照料一位重症患者，把患者何时醒来、何时用药、呼吸状况等诸多细节，都及时更新在电脑上。

她们有的在病房外的走廊拿药，有的与医师交谈，有的站定在电脑台前，有的则进入病房扫码病人手腕上的识别腕带，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这位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变得越来越糟。"罗森伯格说："新冠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在各类药物得到批准以后，我们也在尝试各种各样的疗法，但是，我会尽量避免对患者使用呼吸器，一是非常地痛，二是到了那一步，一般后果都不会太好。"

罗森伯格说，有一个在高峰期间为其他医院所面临、他的医院却不曾面临的情况，就是不用在呼吸器及医疗设备缺乏的情况下，需要在决定救治哪位患者时，作出生与死的选择，"很幸运，我们总是有刚好足够的物资。"

抗疫第一线 医师没空哭

"幸运" 的不只是医疗设备，个人防护设备(PPE)也是一样。当时，联邦及地方政府物资会优先送于市大型公立医院，低收入家庭、无健保人士、少数族裔常去的小型私立医院或社区医院，在当时却仍未得到足够支持。

事实上，这些医院的主治医师也不乏华人，当地华人致电家庭医师时，医师往往也会将他们引介到此类医院，在4月19日，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承认，尽管市公立医院及老人院的人力及物资已经缓解，同样接收新冠病患的社区独立医院，却仍未有足够的急诊医护人员。

作为一线抗疫人员，罗森伯格说，从3月到5月，他没有崩溃，也没有哭过，"也不是会哭的性格"；他有要照顾的病人、要鼓励的下属，从最初的震惊过后，要迅速投入实际的治疗当中。

他的办公室有自动咖啡机，每天喝很多的咖啡随时保持清醒，还有两个运动球，以便在稍稍喘息时能作核心的训练；闲暇时，他会跑步，放空大脑，奔跑近一小时。

他还有两位10岁以及12岁的女儿，在结束一天工作、换上T恤下班以后，罗森伯格开车回到长岛的家，孩子们就会朝他嚷嚷，唤他"洗澡"。

他说，女儿不会像其他的纽约人一样，每晚7时在窗台为医护人员鼓掌；如果女儿真的为他鼓掌，他反而觉得不安，"我会感到侷促，觉得这肯定是场恶作剧，家里是不是正藏着一台照相机在录像"。

他会像普通家长一样，询问她们的课业，聊些有的没的；他很庆幸，有她们让他结束了工作以后，能够活在当下，活在此刻，能够深吸一口气，尽量不去想白天亲历的很多糟糕的、不幸的事情，不再想那些生命快要垂危、却始终联系不到亲属的患者。

"不过，疫情已经好了很多，是还没见到彩虹的暴风雨后的平静，我们仍然要作好万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