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事件：母国威权主义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原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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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美国政府及那些指控华为、TikTok威胁国家安全或用户信息安全的说法，都有一套看似合理的逻辑：一方面华为、TikTok能够获取大量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尤其是华为的5G技术能直接影响到通信网络，但另一方面华为和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都是中国企业，要么与中国政府关系亲密，要么不得不受制于威权体制下的中国政治环境，进而有可能成为中国进行政治渗透或间谍活动的帮手。

在此类声音看来，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政治权力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具有绝对权威的威权国家机器下，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不屈从，甚至沦为国家机器的附庸。同样是在此类声音看来，作为选举民主对立面的专制、威权又是愚昧、落后、专横、滥权的政治体制象征，随时都有可能不受约束地越出法律边界，侵犯民众的自由权益，酿成暴政。既然如此，身处威权中国国家机器统治下的华为、字节跳动，都难逃沦为与政治权力合谋统治人民或在政治权力驱使下监控人民和对手国家的嫌疑，而不论华为、TikTok做出何种努力和担保，如何按照国际通用规则本地化改造企业运营管理。

坦率地说，这类主张是有一定市场，确实能让海内外不少人认同。现时中国的确有威权主义的面向，具有巨大影响的政治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和监督制衡，信息的公开透明存在明显不足，仍然予人密室政治的印象。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和组织确实处于弱势一方，在许多时候都难以抵御强势公权力部门或官员的影响。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更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今天中国无疑有淡化威权主义色彩，搭建权力监督制衡篱笆、进一步信息公开的必要性，需要更充分有效地回应外界疑虑，保障个人和组织的自主权益和自由。但这绝不等同于中国只有威权的单一面向，更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会沦为国家机器的附庸。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已然发生巨变，曾经那种通过遍布各地、星罗棋布的党组织将所有人和团体整合以中共为绝对中心的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早就成为过去，中共组织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了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只要不刺激中共的政治底线，个人和组织已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这既是因为历经改革开放之前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教训，中国社会上下，不论朝野还是官民，普遍形成市场化、多元化、开放、保护公民权利、法治的共识，又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发展，强有力地改变和形塑了政治经济社会面貌，让手握公权力的政治精英不论是基于自身利益还是认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维护个人和组织的自主权和自由空间。

现时中国复杂而多面，不是简单用威权一个面向所能概括。仅仅指摘中国威权主义，固然有现实依据，当下中国确实应该反躬自省，但这只是全部事实的一个面向，有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之嫌，未能体认到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积极变化，看不到无数中国人渴望改变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和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

就像前不久90岁高龄的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所警示的“美国的政策正在将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过去多年以来，因为钦羡美国的先进发达和感念美国社会对于中国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对美国怀有好感，构成了两国关系和睦的民意基础，但近年来两国关系加剧恶化，结构性矛盾和敌意不断螺旋式升级。这背后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今天美国政府的围堵和遏制政策，甚至不惜带头背离世所公认的自由价值，封禁华为、TikTok，是造成两国关系持续坠落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说，纵使中国威权主义色彩仍然浓厚，但仅仅因为一家企业出身于威权中国，就抱持有色眼镜，指责其会威胁国家安全，就未免予人有罪推定、先入为主的嫌疑。诚然，一家企业身处在威权主义下确实可能面临更多无奈和困境，也可能存在更多不规范不合规不现代之处，但这并非必然。就像贫困家庭的孩子相比于富裕家庭的孩子无疑面临更多无奈和困境，但能说贫困家庭的孩子一定不如富裕家庭的孩子吗？以威权中国出身来有罪推定中国企业，本质上是粗暴的出身决定论，与中国文革时期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谬逻辑是一样的。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重要的不是出身，而是当下的表现。出身有可能影响企业的成色，但仅仅是有影响，并不必然能决定企业的成色。与个人不能选择出身相似，企业同样难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出身不应成为企业的原罪，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就像贫困家庭的孩子完全有可能成为世所敬仰的伟大人物，威权主义中国出身的企业同样有可能成为国际化的伟大企业。何况今天中国已经不只有威权主义的单一面向，40年改革开放的积极变化、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底蕴和文明抱负，是有较大可能让中国生长出扎根本土、面向世界、思考人类未来的伟大企业。反之，简单将母国威权主义视作中国企业无法摆脱的原罪，不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窄化，根本看不到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而且只会造成无休无止的对立和撕裂。走出认知的樊笼，在现实社会复杂多面的开放视域下审视中国企业，不先入为主，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事论事，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才是更负责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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