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争议：1962年中印战争新解，误读中印西藏协议酿祸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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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都未想明白的战争

正是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谋求独立的心结，1947年印度独立后，西藏抛开国民政府单独向印度提出废除不平定条约，同年还撇开国民政府致电联合国，要求对西藏与印度重订新约予以支持。然而，西藏始终是要依靠印度对抗国民政府，以谋求所谓的“独立”，当印度以断绝与印藏之间的一切交通往来相威胁，西藏只能屈服。

印度堂而皇之地全盘接收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团长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摇身一变成为印度驻拉萨代表团团长，英国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以及西段的“地图开疆”被印度接受为所谓的中印边界。与此同时，1949年通过《印度不丹友好条约》将不丹变为保护国，1950年通过《印度锡金和平条约》将锡金变为保护国，同年又迫使尼泊尔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建立所谓的“特别关系”，印度俨然以英属印度的继承者自居。

然而，在印度继承英国遗产的同时，其北方的邻居再一次实现了统一，必将重返雪域高原。对于中共新政权的建立，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亦喜亦忧，喜的是中国独立将增强以印度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力，忧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必将威胁到印度在西藏的利益。因而，印度一方面向西藏提供武器装备、帮助训练藏军，1949年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策划下又一次发生了“驱汉事件”，一方面又率先于承认并与中共新政权建交。

1949年中共建政后决定进军西藏时，印度又第一时间表示反对，并以不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相威胁。1950年3月，在中国军事压力下，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派代表团与中央政府谈判解决西藏问题时，印度采用种种手段阻止代表团前往北京，致使代表团滞留印度一年多。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军队进驻西藏时，印度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与中国开战以维护在西藏的利益，要么对华友好。印度自知军力不足，别无选择，只能对华友好。

当然，中国出于中印友好考虑，在一些问题上也对印度做出了让步。1954年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有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就源于这一协议。根据协议，印度驻拉萨代表团改为驻拉萨总领馆，隶属于印度驻北京大使馆，印度在西藏的商贸权利得以保留。中印关系由此进入蜜月期，但也是两国边界问题恶化的开始。

在印度看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的“相互尊重领土完整”，意味着中国尊重印度的领土主张，即印度接收自英国的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非法边界。就在中印签署协议当年，印度修改地图，将中印边界由未定国界改为已定国界，并开始向“麦克马洪线”推进。其间，中国政府多次提出进行边界谈判，前提是首先承认中印边界未定，但印度以中印边界已经划定为有由拒绝。同时期中国也与缅甸进行了边界谈判，在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基础上，事实上部分以“麦克马洪线”划定了边界。可以说，印度错失了划定对其有利的中印边界的机会。

如果印度仅仅是向“麦克马洪线”推进，中国事实上采取了默许态度，但印度逐渐越过了“麦克马洪线”，侵占了扯冬、兼则马尼、朗久等地，不断引发边境冲突。1959年西藏叛乱中，印度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还收留了出走的十四达赖喇嘛及叛军，这无疑使中印关系雪上加霜。同年，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向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并执行“前进政策”向印军下达“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国家边界哨所，特别是可能有争议的地方”的命令。

1962年，中印在边界争议地区长期集聚的矛盾爆发，中印在东西两线开战。战争爆发后，尼赫鲁怎么都没有想明白中国会在边境开战——在边境地区咄咄逼人地扩张，却从未做好战争准备，是当时尼赫鲁的真实写照。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想了十天十夜也没有想明白，“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毛泽东后来说“印度整了我们整整三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1959年印度推行“前进政策”边界冲突频发开始，毛泽东足足忍了三年。

战争以印军全线溃败告终，中国却在取得胜利后选择后撤，事实上将收复的土地重新让与印度，印度很快又重返边界并继续蚕食中国领土，中印关系降到冰点。1967年，中印在乃堆拉山口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双方死伤数百人。1987年，中印在桑多洛河谷爆发对峙，中国以“874演习”为名调兵入藏，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一触即发，不过双方都保持了克制，最终未发生武装冲突。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外孙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访华，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坚冰，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1988年至1993年，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了六轮会谈，双方决定在边境建立定期会晤机制以避免冲突。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中印军长级会谈举行地莫尔多会晤点、楚舒尔会晤点，就是根据这一机制建立的定期会晤点。2003年，中国首次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同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至今已经举行了22次。中方特别代表通常由外交部长担任，印方特别代表通常由国家安全顾问出任，从而使这一机制成为中印边界问题最高层级会谈，但2003年至今实质性成果有限。

事实上，自1947年独立开始，印度的民族主义就以所谓的中印边界已经划定，堵塞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大门，更何况是在印度民族主义更加高涨的今天，印度执政党人民党事实上就是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党。对于中国而言，六十多年前尚可以通过变相承认“麦克马洪线”划定中缅边境，但在同样民族主义高涨的今天，谁又敢在领土问题上让步？2017年洞朗对峙、2020年加勒万河谷对峙，接连发生的中印大规模边境对峙，无疑又在提醒两国政治家，解决边界问题刻不容缓，这需要两国政治家高超的政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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