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去向，对出口导向经济体德国意味着什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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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两大飞机制造商之间的恩怨，就像永不谢幕的舞台剧。上周二，就双方之间的的争端，WTO做出最终裁决，因美国政府违规补贴波音，允许欧盟对价值至4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就在去年，WTO已经因欧盟国家违规补贴空客，授权美国对价值至75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毫不犹豫地抛出一张长长的加征关税黑名单，除了飞机及零部件，还有葡萄酒，乳酪，橄榄油等等。今年6月底，美国再次宣告正准备对空客四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商品征收新的报复性关税。

与波音并驾齐驱的空客对于德国和欧洲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一个实现了“欧洲制造”和“欧洲一体化”，让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成功故事。51年前，德国和法国决定联手制造能与波音抗衡的飞机，后来西班牙和英国陆续加入，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的部件，就像空客创始人之一克拉赫特（Felix Kracht）说的，“在法国的图卢兹，我们用法国扳手将英国螺丝拧进德国螺帽里。”2004年，空客收到的订单第一次超越了波音，争端由此产生。2005年，美国以欧盟违规补贴空客为由向WTO提出仲裁申请。欧盟也不示弱，随即以美国违规补贴波音为由申请仲裁。

现在终于可以以牙还牙了，欧盟却在犹豫。其实，欧盟手头也有一张黑名单，除了波音飞机，还有直升机、拖拉机等等。可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分歧。法国坚持一旦在10月底拿到WTO正式授权，立马对美国采取行动，就像美国对待欧盟国家那样。而德国则主张采取“沉住气”战略，静观美国大选。

那么，这样一桩纠缠了16年的争端，会不会因为特朗普连任而更糟，因为拜登获胜而柳暗花明？争端没有因特朗普而起，也不会因拜登而结束。只是，德国不想为特朗普大选所用。大选在即，任意国际贸易或者政治关系的恶化都会助力特朗普，转移国内对失败的抗疫局势的注意力。

其实，美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并非只有波音和空客那么简单，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数字税等等，都会是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德国的权衡也并非仅仅“不为大选所用”而已。

德国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大国，其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都与出口贸易有关。而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国。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9年数据，占了德国出口贸易86.8%的G20国中，美国排列第一，占8.9%。而且，德国是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国家。在特朗普简单的逻辑里，逆差等同于不公平。所以，他动不动就把手中那根针对德国的汽车关税大棒抡起来，威胁一番。特朗普甚至将进口德国汽车上纲上线到威胁国家安全的高度。2018年，坐不住的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大众和宝马巨头们奔赴美国，游说美国政府。据汽车巨头们事后自己的描述，特朗普对他们在美国的投资承诺表示出兴趣，使得他们最终力挽狂澜，阻止了一场关税悲剧的发生。

不过，如果美国手中这根粗壮的大棒真的捶下来，后果有多严重？德国ifo经济研究所2018年曾做过研究，如果美国对德国汽车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即从2.5%上升至27.5%，德国的汽车出口在长期看来会减半，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因此损失0.16%，50亿欧元。研究同时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一样，会因为这样的关税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

虽然25%的关税尚未发生，但是美国从德国进口的汽车和汽车配件却一直在减少。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美国从德国进口的汽车和汽车配件从2015年到2019年减少了100亿美元。美国对德国在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从300亿美元下降至200亿美元。而欧元区对美国汽车的进口则相反，在相同的时间跨度内增加了53亿美元。因为中美贸易战，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逆差总体是增加的。当然，短期上，欧洲是中美贸易战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但从长远来看，因为其对世界经济的伤害，自然不利于欧洲。

然而，即使这根汽车关税大棒今天不会捶下来，但不能保证明天不会发生。在与欧洲关于征收数字税的分歧中，美国再次拿汽车关税做要挟。

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注定了多边协议和国际合作不会加强，只会持续减弱。退出巴黎协定，因为其不愿开启法官甄选程序，让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深陷泥淖等等，都是对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沉重打击。德国经济研究所iw在研究报告《拜登对决特朗普》中指出，特朗普政府善变的的关税政策，对现存国际协议的反复挑战，是钳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源泉。研究者估算，全球范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在5年后会因此损失2.5%，而美国下降4.1%，德国则减少3.8%，甚至更多。

那么如果换做拜登呢，是否就会改天换地？不会，但至少，拜登方曾表示要修复和欧洲的经贸关系。iw研究者寄希望于新的总统也许会有对国际贸易新的视角，2016年落败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也许还有复活的机会。而在经济政策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重要分歧在于税收，民主党想修正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这将改善欧洲企业的价格竞争力。

然而，即使拜登获胜，也并不意味着自由贸易即将来临。拜登主张Buy-American原则，推动优先购买在美国生产的商品。况且，即使拜登接棒，接下的也是一个烂摊子，他能否实现他的承诺值得怀疑。无论是空客和波音的矛盾，汽车关税，还是因北溪2号上的矛盾，都将持续下去。但毕竟，与拜登肯定会有更多的谈判机会。

一个“America First”，一个“Buy American”，特朗普和拜登都代表不了自由贸易。所以呢，权衡之下，在“最坏”和“不好”之间还能选什么？当然选“不好”。今年7月，德国出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德国工商总会（DIHK）认为，德国因此理当承担重返“自由贸易”的历史重任。这一重任真的够重。

德国和欧洲也得应对最坏的结果。在德国十分被追捧的挪威商业哲学家因塞特（Anders Indset）在特朗普可能当选的情况下提出，欧洲应当成为对抗“America First”的另一极：不要筑墙，而是架桥，架起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让世界从冲突中挣脱出来，走向文明和对话。他说，“世界已经无法被解释，但可以被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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