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激辩：百年大党的理论为何落后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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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个环节的主持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抛出了一个问题：理论生活和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哪一种生活好？对此，曹义孙给出的回答是：“我们所有的规则都是为了落实什么是好生活，把好生活规定下来，这就是我们搞规则的，搞法律人的使命和目标，因此我个人认为理论生活要高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理论先于实践，实践则反过来丰富着理论。作为理论型政党，即将满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很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过去几年，从高层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理论层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理论建设还远没有到可以自信的地步。用习近平的话说，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柯华庆结合自己的经历，并援引国际媒体的不解提出问题：“你们宣传部门怎么不会这么去宣传？”对于如何更好地理解党规与国法的关系，柯华庆则特别强调，“要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否则研究的是皮毛。”

“党规研究新锐奖”颁奖典礼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朱维究进行了发言。朱维究坦言，“现在我们面临的大的变动期，中国缺少政治智慧指导之下的真正符合中国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因此党规学的研究就是现在迫于眉睫、必须首先攻破的堡垒。”

而具体到理论建设的问题，朱维究表示，“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法学，缺少的是自己国家和民族应该有的、实践已经走在前面的理论总体设计，四梁八柱究竟是什么，中国现在还没有，执政党着急的也是这个事，习主席到处讲到处强调，尤其是强调要先讲政治，再讲制度，再讲其它的一切，这是有他的苦衷的，因为我们的理论不健全，我们的理论落后实践，现在还跟不上实践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实践的确已经足够丰富，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10月14日，习近平南下广东，并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肯定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成绩的同时，也提到，“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而这些更复杂、更艰难的改革，同样离不开理论。

2021年即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早在1992年，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就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作了展望—— “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目前距离邓小平预设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不管是对于党规与国法辩证关系的厘定，还是对于中共理论的反思与构建，都是摆在这个百年大党面前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中国学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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